让理财成为习惯(7)

    1999年5月间，李泽楷的身价已经升到几十亿港币。在接受《亚洲周刊》的记者采访时，他手上戴一只Swatch手表，脚上依然穿一双俗称“白饭鱼”的鞋。这种鞋在香港遍布街巷的便民超市连锁店中随处可见，一般只售15港币。除非正式场合，为表示对主人的尊重，他才会穿礼服。李泽楷通常穿便服、斜纹裤，至多加一件西装。在参加《南华早报》与DHL举办的杰出商业人士成就奖颁奖会时，他也没有打领带。对日常饮食，他更是喂饱肚子便罢的快餐风格。

    新加坡报王李成枫，1909年出生在福建南安，祖父是一名清朝末年的武举人。他从小就被父母送给膝下无儿的舅舅当养子，没有受过系统化的正规教育，只是在乡村的私塾中念过几年书。

    1927年，为了寻找谋生创业的最佳地点，孤身一人下南洋，冒险来到新加坡闯世界。面对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年仅18岁的李成枫并未因举目无亲而打退堂鼓，反而凭借18岁的好身体，不辞劳苦地开始了自己那“挣钱糊口、攒钱创业、捞钱耀祖”的拼搏。他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爱国华侨陈嘉庚的鞋厂里当卫生巡察员。每月虽只挣十几元，却能省吃俭用攒下8元钱。后来，他一边在民信汇兑银行干月薪20元的汇兑活计，又在工作之余寻找第二职业。他用自己拉电线的手艺每月有150元钱的额外收入，因此他曾无比自豪地说：“当时一名银行经理的月薪，只不过50来块钱而已。而我的份内和额外收入加起来，比银行经理的月薪3倍还多。”就这样，经过两年的奋斗和拼搏，李成枫以“多挣少花勤积，细水长流终有钱”的聚钱绝招，从牙缝中一点一点抠出令人羡慕不已的钱财；以“半杯咖啡兑水喝，既能享受又节省”的省钱方式，从嗜好中一粒一粒剔出了令“打工仔”自叹弗如的一些钱财。他摇身一变成为不是老板、胜似老板的“打工皇帝”。

    正如李成枫所说：“如果获得10块钱的利润，我只用5角，其他9元5角都用来再投资扩大生产。不然的话，把这些钱用光或吃光，我们的企业何时才能发展壮大呢？”

    于是，李成枫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尊奉父命娶妻成家，似乎一条光明大道展现在他的眼前。可是，世事难料不由人，由于军阀混战难以立身，李成枫刚刚度完蜜月，就不得不和新婚妻子一道重返新加坡“淘金”。他以20岁的虎虎生气在陈嘉庚女婿——李光前创办的“南益总厂”任书记员，经过一番埋头苦干后，因业绩显著而被派往“南益总厂六分厂”独当一面。从此，李成枫真正有了用武之地。他也凭着自己磨炼出的坚强毅力和天生的超人聪明，直面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殖民厄运，顶住外国垄断集团在新加坡橡胶行业疯狂竞争的千钧重压，巧出奇兵，一一化解了经济萧条所带来的种种危机，使橡胶行业成为东南亚地区最赚钱的行业。他本人由于对东南亚地区橡胶行业所做的特殊贡献，被东南亚地区企业巨子们一致称赞为“橡胶大王”。

    诚然，海外经商发达的巨富，一掷千金的人也有，但不少人却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有的甚至节俭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新加坡的著名企业家、教育家和慈善家李光前便是其中一位。李光前，1893年出生在福建省南安县梅山镇芙蓉乡的一个贫苦人家。10岁时随父移居新加坡，早年曾回国求学，先后在南京的暨南学堂、北京的清华学堂预科班以及唐山的路矿专门学堂深造。回新加坡后，起初在陈嘉庚的谦益公司做事，主要工作是处理中、英文函件及商务联络。由于精明能干并且为人厚道，后被陈嘉庚招为乘龙快婿。1928年，30岁出头的李光前独立门户，创办南益橡胶公司。至20世纪60年代初，拥有近2万亩种植园，15个工厂，20个办事处，业务扩展到橡胶、黄梨（菠萝）种植及加工，被誉为南洋的“橡胶与黄梨大王”。此外，还办有油厂、彩色印刷厂、火锯厂、木材厂等，其总资产估计有3亿。

    1920年李光前与陈嘉庚的长女陈爱礼结为伉俪，早年的新加坡，除了人力车之外，有轨电车便是时髦的公共交通工具了。当时坐车是分等的，按每英里计算。已担任公司要职的李光前上下班或外出公干，常常与普通职员一样坐三等车。后来虽然自己有了汽车，但也不追求豪华。有一次李光前独自驾驶老牌旧车到下属的橡胶厂检查工作，由于车旧又无人随从，竟被门卫挡在门外。李光前非但没有批评这位门卫，反而表扬他忠于职守。

    至于一日三餐，更是普普通通。李光前烟酒不沾，平时最爱吃的是番薯粥，这是福建农家饭菜。隔夜的饭菜，有的人弃之不用，认为有损健康，但李光前照吃不误，因为他认为好端端的东西倒掉了十分可惜。平日家中用的饼干是本地产的，因为本地的每盒才二三元，而进口的需七八元。到日本办理商务，李光前还在留学生的食堂用过餐。1965年春，李光前到上海治病，顺道回乡，他曾在泉州华侨大厦邀请故友叙旧并共进午餐，吃的竟是番薯粥和四道家乡小菜。说到番薯粥，不得不说怡和轩，怡和轩俱乐部既是一个社团，又是新加坡知名商家聚会的地方，陈嘉庚先生曾担任该俱乐部负责人20余年，并在那里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于是受其影响，怡和轩的午餐常常是番薯粥。曾担任过新加坡南洋大学秘书长的潘受先生回忆到：“60年代初，有一次到怡和轩，在那里我看到李光前也和大家在一起吃番薯粥。后来一问才知道，这一天是李光前70岁大寿，他是为了躲避亲戚的应酬，并要为社会做点善事，所以先到中央医院献血，然后到怡和轩聚会的。”这件事至今仍传为美谈。李光前手上的手表，一直都是很老的旧表，即使到了晚年才换成的新表，也不是什么价值连城的珍品。

    生日做寿，在许多商家看来，是显示气派的良机。李光前夫妇从不做寿，因为他们认为，这除了浪费时间、浪费金钱之外，并无多少意义。

    世界船王、著名华商包玉刚曾经有一句名言，他说：“在经营中，每节约一分钱，就会使利润增加一分。节约与利润是成正比的。”

    有人曾嘲笑包玉刚不算一个真正的船王，只是一个银行家。这句话讲对了一半。包玉刚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船王，因为他摒弃了（或者说根本没有遵循）老一套的做法，而是用他银行家的作风、方法去管理他的船队。这种在旁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做法，却取得了成功。时至今日，又有谁敢说他不是真正的船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