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兵固不足以禦外侮，而自屠割其民则有餘。自屠割其民，而方受大爵，膺大赏，享大名，然骄倨，自以为大功者，此吾所以至耻恶湘军不须臾忘也。虽然，彼为兵者，亦可谓大愚矣。月得饷银三两餘，营官又从而减蚀之，所餘无几，内不足以赡其室家，外仅足以殖其生命；而且饥疲劳辱，无所不至，寒凝北征，往往冻毙于道，莫或收恤，其无所赖于为兵如此也。然而一遇寇警，则驱使就死。养之如彼其薄，责之如此其厚，自非丧心病狂生而太愚者，孰肯愿为兵矣？迨闻牛庄一役，一战而溃，为之奇喜，以为吾民之智，此其猛进乎！至于所谓制兵，养虽愈薄，然本不足以备战守，又不足论。且其召募，皆集于临事，非素教之也。敌既压境，始起而夺其农民之耒耜，强易以未尝闻之后膛枪炮，使执以御敌，不聚歼其兵而馈械于敌，夫将焉往？及其死绥也，则委之而去，视为罪所应得。旌恤之典，尽属虚文。妻子哀望，莫之过问。即或幸而不死，且尝立功矣，而兵难稍解，遽遣归农，扶伤裹创，生计乏绝。或散于数千里外，欲归不得，沦为乞丐，而杀游勇之令又特严酷。吾初以为游勇者，必其兵勇之逃亡为盗贼者，然不得为盗贼之证也。既乃知不然，即其遣散不得归者也。今制：获游民，先问其曾充营勇否，曾充营勇，即就地正法，而报上官曰：“杀游勇若干人。”上官即遽以为功。所谓游勇者，此而已矣。呜呼，吾今乃知曾充营勇为入于死罪之名！上既召之，乃即以应召者为人于死罪之名，是上以死罪召之也。设陷阱以诱民，从而扼之杀之，以遇禽兽，或尚不忍矣，奈何虐吾华民，果决乃尔乎！杀游勇之不足，又济之以杀“会匪”。原“会匪”之兴，亦兵勇互相联结，互相扶助，以同患难耳，此上所当嘉予赞叹者。且会也者，在生人之公理不可无也，今则不许其公。不许其公，则必出于私，亦公理也。遂乃横被以“匪”之名，株连搜杀，死者岁以万计。往年梅生、李洪同谋反之案，梅生照西律监禁七月，期满仍逍遥海上，而中国长江一带，则血流殆遍。徒自虐民，不平孰甚！况官吏贪于高擢，贱勇涎于厚赏，于是诬陷良民，枉杀不辜，蔑所不有矣。凡此皆所谓阱也。彼其治天下也，于差役亦斯类也。既召而役使之矣，复贱辱之，蹴踏之，三代不得为良民，著于令甲。且又不唯兵与役之为阱也，其所以待官待士待农待工待商者，繁其条例，降其等差，多为之网罟，故侵其利权，使其前跋后疐，牵制百状，力倦筋疲，末由自振，卒老死于奔走艰蹇，而生人之气，索然俱尽。然後彼君主者，始坦然高枕曰：“莫余毒也已。”此其阱天下之故，庄所谓“游于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今也不中者谁欤？君主之祸，所以烈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