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领导干部(3)

　　而读书人看不上这行当，对跟钱有关的事只觉得粗鄙。蔡元培说，自汉以后，最让人追摹的学者都只求道德学问，远离现实世界，董仲舒治《春秋》，三年不窥园；阳城读书集贤院，昼夜不出户，凡六年，“为人所艳称”。
　　他把这种态度叫做“专己守残”。
　　后果就是中国几乎没有文字性的建筑手册，到了朱启钤这儿，中世纪都城的现代化要从他开始了，但建设这件事，两手空空，无程序可循，没有典籍可以看。想找人问也不知问谁。
　　他后来因公去欧洲，见人家“一艺一术，皆备图案，而新旧营建，悉有志书上”，才觉艺术传承的标准和价值何等重要。
　　一半是志向，一半是所逼，他下决心“再求故书，博徴名匠”。
　　当然，政府还是没这个钱。
　　9
　　1915年，他四十三岁，支持袁世凯称帝，还是大典筹备处处长。
　　这事之后他被通缉。咒骂的当然很多，梁思成后来决断要不要跟他合作，有过踌躇，就有这个因素。也有人为他叫屈，说他当时也是无奈，必须拥袁来保全自己，还有说他被挟持之类。
　　他终身没提这事，没辩解没忏悔，晚年在自己的年谱上写过一字，说项城“知”我。这大概算是芮恩施说的“骨子里他是完全中国式的人物”。
　　后来因为“其才尚可用”，他很快被赦免，还被特派南北议和总代表，谈判破裂了，但路过南京时，在藏书家陶湘那里淘到《营造法式》，这才见到最为完备的中国古代建筑的记载。
　　中国古代汉语中，一切土木工程都叫“营造”，这书是中国法典式的建筑手册。
　　写书的李诫生在北宋，北宋的建筑正是颠峰。李诫的纪录“上可以溯秦汉，下可以视近代”，象一个剖面，能看到什么是进化。什么是退步。什么为固有，什么是输入。建筑是一个国家文化史的演进，“移身换形，跃然可见”。
　　但古人的用语，句读千年之下已经难看明白，朱启钤发起“营造学社”，研究这本书，一开始地点就在他家中，牌子也没挂，几张桌，请了几位国学家，但老头儿们懂古字儿，却不懂建筑，很看不明白。
　　当时在美国读建筑系的梁思成也看不懂这书“当时在一阵惊喜之后，随着就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恼——因为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
　　一般人到这儿就停下了，行吧，这么复杂的事，传之后世，让将来的人研究去就得了。但徐世昌对朱启钤有个评价，叫“事必果干”。这个人有口倔强之气，他的书房叫“一息斋”，来自朱熹的话“一息尚存，不容稍懈”。
　　10
　　费慰梅说营造学社最初是“有钱人业余爱好的副产品”，用词轻慢了点儿，朱确实会挣钱，在南北议和失败后，退出政治从商。他娶的是曾国藩后人之女，10岁才随父亲从巴黎回国，岳父对朱最大的影响是“西人以制造致富”，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基础。朱开银行，煤矿，是第一代中国的实业家，但如果只是失意政客的赏玩，走不了那么远，学者王世襄曾经受朱启钤的交付，注释中国唯一的漆工著作《髹漆录》，他说过“可惜现在的人对朱知道的太少，不能理解他的重要性，从学术来说他是中国很多学科的奠基人。”
　　朱启钤为学社请来当时的学术精英，看了名单让人感慨，一个私人组织可以达到这样的规模－－－－－－-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刘敦祯，建筑师杨廷宝、赵深，史学家陈垣，地质学家李四光，考古学家李济……美籍有瞿孟生、温德、费慰梅。德籍艾克、鲍希曼。日本学者有松崎、桥川、荒木。
　　这是1929年。
　　朱说“全人类之学术。非吾一民族所私有。吾东邻之友。幸为我保存古代文物。并与吾人工作方向相同。吾西邻之友。贻我以科学方法。且时以其新解。予我以策励”
　　这胸襟。
　　抱负也够浩荡的，“凡彩绘、雕塑、染织、檬漆、铸冶、传值、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凡信仰传说仪文乐歌。一切无形之思想背景。属于民俗学家之事。亦皆本社所应旁搜远绍者”
　　所以不叫建筑学社，叫“中国营造学社”。
　　有这样的愿望，就非得有大的视野不可，“于全部文化史之必须作一鸟瞰也。”
　　当时朱启钤五十七岁，雄心勃勃。
　　11
　　他邀请梁思成担任法式部主任。一大任务就是这本《营造法式》的研究。
　　梁受西学训练，知道要读懂这本《营造法式》，需要大量的野外考察.这是最笨拙，最花钱，最费力的办法，朱启钤说“非依科学之眼光，作有系统之研究，不能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营造学社就此开启中国建筑史上第一代田野调查。
　　一切都要靠原始的大车和毛驴，目的地一般都在很偏远的深山荒野，晚上冷了要把报纸盖在被子上取暖。常常“暴雨骤至，下马步行，身无寸缕之干……终日奔波，仅得馒头三枚，人各一，晚间又为臭虫蚊虫所攻，不能安枕尤为痛苦。”
　　安全也不能保证，学社成员曾被扣押。朱启钤私人给各地官员写信，要他们护卫照顾这些“柔弱书生”。
　　几千年的建筑，没人知道是哪个朝代，没数字没图片没纪录，莫宗江说他们找到应县木塔后，“九层重叠，我们硬是一层一层，一根柱，一檩梁，一个斗拱一个斗拱的测。最后把几千根的梁架斗拱都测完了。当我们上到塔顶时已感到呼呼的大风仿佛要把人刮下去，但塔刹还有十多米高，唯一的办法是攀住塔刹下垂的铁链上去，但是这九百年前的铁链，谁知道它是否已锈蚀断裂，令人望而生畏。但梁先生硬是双脚悬空地攀了上去。”
　　这个攀爬让人想起林徽音说她十七岁那年，初认识梁思成时，两人逛太庙，少女矜持地低着头往前，结果一抬头，梁不见了，再一看，已经趴在树上望她笑。
　　只不过这时已经没有浪漫之感，梁思成说“狂风暴雨，雷电交作。我们正在最上层梁架上，不由得不感到自身的危险。”
　　林徽因当时已有肺结核，但艰苦考察中的记述却是近乎天真的狂喜之情，“在草丛里读碑碣，在砖堆中间偶然碰到菩萨的一只手一个微笑，都是可以激动起一些不平常的感觉来的……我乐时就高兴的笑，笑声一直散到对河对山，说不定哪一个林子，哪一个村落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