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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的领导干部(2)

时间:2011-04-08来源:天涯社区 作者:柴静 点击:

  草的片子里,有句话很可深想,“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皇朝更迭,成王败寇。二千年来历代革命成功者,莫不效法项王,咸阳宫室火三月不灭,以逞威风,破坏殊甚。”
  还可以再往前追一点,用周有光的话说“其实一把火一点就是两千年。英法联军能欺中国之弱,秦始皇焚书坑儒是立了功的”。
  辛亥革命能免去这一把火,还是有人懂。胡适总结过新思潮的最大作用,就是“重估一切价值”。什么叫重估?“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
  了解了什么是真价值,才不会简单地膜拜或者打倒,而是知道什么要废弃,什么该去珍重宝爱。
  6
  1928 年,梁思成林徽因在火车遇到一对美国夫妇,随他们一起回中国“车顶上坐满了搭霸王车的旅客。尽管这样,雨水还是漏进来,滴在我们用报纸折成的帽子,淋湿了座位靠背上点着的蜡烛。就这样到了北京,一个鼻孔里是晚香玉的味道,另一个鼻孔里是粪臭……”
  不奇怪,1900年的时候,仲芳在《庚子纪事》里写 “近来各界洋人,不许人在街巷出大小恭,泼倒净桶……然俱建茅厕,尚称方便……偶有在街上出恭,一经洋人撞见,百般毒打,受此凌辱者,不可计数”
  中国城市最初公共卫生,居然是这么开始的,看了让人心里说不出滋味。
  一直到了民国,公共厕所是什么样子?徐城北写过----当时京城最繁华的前门,大戏园子的右侧,有一个非常大的露天尿池子,无论观众还是演员,一旦感到“内急”,都立刻跑向那里,撩开裤子就向其中“直射水龙”。
  当时的首都,广渠门外坟墓荒草,没有道路可言,没有公园,没有博物馆。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
  朱启钤当内务总长的时候兼京师市政督办,整理北京街市沟渠,把那些“水道湮垢,民居昏垫,阛阓殷填,成苦不便,”的地方,为之“辟城门,开驰道,濬陂阪池,治积潦,尘壤壅户者除之,败垣侵路者削之,经界既正,百堵皆兴。”
  他在道路两旁种上槐树,沿护城河栽上杨柳,这才有春绿冬白,盛夏时我们头顶的浓荫。
  7
  北京的第一座公园也是朱启钤开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
  这里原是皇家祭祀的社稷坛,清帝退了位,没人管,坛里榛莽丛生,蛇鼠为患。守坛人在园内种了很多苜蓿,饲养猪羊。
  朱启钤说想盖个公园,北洋政府说行你干吧,但我还是没钱。
  他就自己个人干,先捐出一千元,成立一个董事会,对外募捐,说北京一向是首善之都,但“向无公共之园林,堪备四民之游息”。不到半年筹了四万多元,捐的最多的徐世昌,黎元洪,杨度,和他自己,就这么修成了。这里没有山水亭榭,他在于园中东面建来今雨轩、投壶亭,绘影楼、春明馆……又建东西长廊,曲折往复,今天我最爱走还是那一弯,满头紫藤花。
  “来今雨轩”这个名字取自杜甫的《秋述》的小序:“秋,杜子美卧病长安旅次,多雨生鱼,青苔及榻,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取旧雨新朋,情义恒在的意思,这个地方去的多是政客。
  朱启钤又出面与清宫交涉,又在公园与故宫之间开了扇门,把西华门内的武英殿辟为展室,展出皇家珍宝,起名“文物陈列所”。
  这是中国第一个博物馆,也是故宫博物院的前身。
  学者文人就都来了,学者谭其骧回忆过“春明馆是老先生们聚会的地方,我曾在那里遇到林公铎,座无他人,被拉坐下。他张口之乎者也,讲几句就夹上一句‘谭君以为然否?’蒙文通、钱穆、汤用彤三人常坐在一桌。夏天坐公园可以从太阳刚下山时坐起,晚饭就在茶座上叫点心吃当一顿饭,继续坐到半夜甚至后半夜一二点才起身,决不会有人来干涉你。”
  园中千年古柏,多是金,元,明代的,由朱启钤一一造册,养护,很多人爱这点青黛色。诗人林庚白和画家林风眠在这儿赏雪斗诗,五古联珠,一共联到120多韵,轰动得很。程砚秋和新艳秋先后在“柏斯馨”旁边雪地上排演《聂隐娘》戏中一段紫云剑舞。有趣的是,清吟小班的妓女来公园必坐柏斯馨,因为这是西式茶点,吃杯“礼拜六”,要盘“咖喱饺”。呵呵,洋气。
  找资料时看到史学家谢兴尧写过的一段话:“凡是到过北平的人,哪个不深刻地怀念中山公园的茶馆呢?……有许多曾经周游过世界的中外朋友对我说: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北平,北平顶好的地方是公园。公园中最舒适的是茶座……可以把一切悲哀的事情暂时忘掉,此时此地,在一张木桌,一只藤椅,一壶香茶上面,似乎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看了有点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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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是有心人,他当警察的时候,每日骑马巡察,蹓蹓跶跶,对京城的宫殿、苑囿、城阙、衙署……一切有形无形的故迹一一都“周览而谨识之”。
  一个后来做到国务总理的官员,交往的人“颇有坊巷编氓。匠师耆宿”-----各种街头巷尾的老工匠老师傅,听到他们零闻片语都“宝若拱壁”。连清代《工程则例》之类的书也“无不细读而审评之”。
  中国读书人一向瞧不起工匠,士大夫就算对建筑有点兴趣,也只是把玩,对技术无记载,匠人间也全靠口耳相传。顾准说过“中国有许多好工艺,却发展不到精密科学一样。中国没有唯理主义……中国有不成系统的经验主义,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艺传统,这成不了“主义”,只成了传统的因袭。”
  朱启钤分析得更明白,为什么官府也不记载这些技艺?“执笔写文件的人,一看术语艰深,比例数字都繁复,写到文件上怕上司诘问起来,自己说不清,干脆就都删汰了”。
  他举了个荒唐可笑的例子,大清会典中工程做法部分,只有薄薄几十页,怎么做到的?所有的数字都被改成“若干”二字。
  越这样,当官的越不懂,“一切实权落入算房样房之手”,想写多少写多少,“隐相欺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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