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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暴中抠住两颗石子

时间:2014-11-22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柴静 点击:

  1974年12月3日零时过后不久,顾准在风雪夜去世。


  一
   1952年,37岁的顾准被撤去上海市财政局长职务。
   关于这次撤职,没有档案材料,只有一份当年2月29日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
  人人穿黄布军装的年代,一个穿背带裤,玳瑁眼镜,在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二字的人,得到这个评语不奇怪。
   他不是出身望族,12岁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当学徒养活一大家子人,十五岁已经写出中国会计业的最早教材之一,大家都承认,“整个大华东地区找不出他这样有才干的人”。
   但是这个人“不服用”。中财部曾有意调他,但他坚持留在上海“一入阁只是盆景,长不成乔木了”。不光不去,他还不同意上级“民主评议”的运动式征税的方法,认为应该按法律规定的税率来征,不光不同意,还连续写文章来论证谁对谁错。
   他被撤后曾有人为他申辩,一位领导说“顾准不听话,不给他饭吃”。

  撤职当天,他一句话不说在办公室坐了一个晚上,他的秘书陪着他坐了整整一个通宵,没有暖气,脚都冻痛了……天亮之后,他“使劲推开了门,走了出去”。
   一个人在盛年时由狂热汲于严寒,是什么心情?

  有相似际遇的李慎之写过“我觉得我的精神暂时是破裂了。举一个例子,我现在绝对不能听我所深爱的音乐,因为它会引起我无可忍受的混乱的反应,我觉得,贝多芬的慷慨悲歌,莫扎特的无邪的遐思,现在对我都是不相干的。一个人在能够喜悦或者能够悲哀以前,首先必须自以为是正直的,是诚实的,然而我却不能”。
   撤职没有具体原因,顾准连检查都不知道该怎么写,他想写民主评议的事,被人叮嘱“不要写这个”,他连批判他的会议都没权参加,市委简报上的顾准检查,是由他的继任代写的。
   不听话,不服用的结果,是被剥夺参与这个世界的权利。
   那段时间里他“别无一事……夜不能成寐,卧听马路上车声杂沓,渐渐沉寂,到又有少数人声的车辆开动的声音时,也就是天色欲晓了。”
  但他没有李慎之式的自我怀疑,当然有激愤和悲挫,但从他的日记来看,从来没有过灵魂深处的破裂,他的独立性保持终身。
   他只是要求复查撤职事,被驳回,答复是六个字“此事已经解决”。

  二
   朱学勤曾经提过一个问题“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并不缺少道义激情,也不缺少思想勇气,却没有一个人像顾准走得那样远,挖得那样深,何以如此?”
  顾准并非天才,他的思想是一步一步形成的,你几乎可以看到他一根一根把脑袋里的桩子拔掉的过程,这也是他的可贵——-因为这意味着这种路径其实人人可为。
   刚离开高位的时候,他的思想其实还比较正统,很典型的在体制中成长起来的人,认为自己命运的原因只不过是“遭人陷害”,没想过要做更深的反思。只是回头看自己身居高位时的傲慢之感,觉得好笑,说那时只是“小职员哲学”—–徒有一点囫囵吞枣的报章杂志的学识,却“才子式的乱闯乱撞,碰到对的,就干一阵,碰不对了,就倒一次霉,思想的细密化,过去实在不够”。
   这好象也是赋闲的人常见的反思,并无特出之处。
   一月之后,他找了几本初等几何,代数,微积分……开始学习数学,觉得在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向之外别有天地,他试图沉浸在与人世无关的理性里,一直到1955年进中央党校为止,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在数学上。
   他受过西方经济学的训练,很容易上手,为数理中的逻辑感到狂喜,以至于沉醉其中,深夜受寒,得了急性肺炎。
   不过他很快跨越对三角尺和圆规的单纯迷恋,他说“逻辑只是工具,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
  他开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国史,英文是他的另一大重要工具,他依靠这个大步跳出了当时扎在知识分子头脑中的篱笆,正好又赶上中央党校在学术上的黄金时期,书尽管有限,但他已经可以直接阅读到凯恩斯和斯密的原作,自己动手改译资本论。
   朱学勤说,后来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象顾准的成就,是因为“知识大限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
   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
   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那是一个会把人席卷而去的时代,他怎么能在风暴中趴在地上紧紧扣住这两颗石子,而不被吹走,甚至连气息都不沾染?顾准后来说过,这一年的生活让他养成‘读史’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好处就是“样样东西都要自己学着去判断”。
   习惯一旦生成,就会自动带着人去往未知之地。

  三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什么都干不了,也不存什么经世致用的念头时,功利也就自然消失,他只是以“不顾死活”的方式读书,作笔记,下蛮力,用笨功夫,来解开思想上的迷惑。
   1956年4月,他开始思考凯恩斯为资本主义开出的药方是否会失效?“我作过一个摘记,认为不会。”他说,“可是,(苏共)二十次大会的报告不是这样说法。这是说,我与他们(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一致的了……”
  他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喃喃自语“这糟糕不糟糕?”
  但他无论如何在逻辑上不可能认同计划经济体制“目前这一套规律,是独断的,缺乏继承性的,没有逻辑上的严整性的”,他谴责斯大林“以道德规范式的规律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这个理论体系,看来是注定要垮台的”。
   几天之后,在中央党校的研讨会上,他忍不住想把这想法拿出来说说,跟别人讨论一下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个时候,中国的计划经济刚刚全面推行4年。“这个题目,不必讨论了吧”学员说。他只好收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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