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邮政(3)

    三里屯邮局。一个法国姑娘投寄一封航空快件。那个信封里停泊的是些什么声音？等待接纳它的是一双什么样的手？你在那里准备给日本朋友一封信，仅仅因为诗，你们联系在一起，他长着一张什么样的面容你一无所知，当你在大街上读到他写下的歪斜汉字的约稿信，顿时觉得自己拥有一个很开阔的时空，因了可爱的邮局，你觉得自己呼吸的空间在扩大，而北京也是那么小，地球就是一个村落。

    1999年4月，我租进了北京地安门内大街40号，一点儿不在意筒子楼的窄小，满意的是它的门卫有一个收发室，很多邮件都写在黑板上。人们凭身份证去领取。负责收发的是门卫李安媒，比起姓徐的临时工，他的态度冷淡一些，老徐值班时我的邮件会单独为我保管好，汇款单挂号信让我一一签名领取。那时门卫是我特别留意的地方，每天早上九点去看看有无邮件，有时候从那里获得很多安慰，有时候灰心而归。对邮政的感情从湖北一直延续到北京。在湖北那所校园里对邮件的等待像是要呼吸新鲜的空气，在那个围墙内通过邮政可以和外部世界发生联系。到了北京，没有想到会更多地关心稿费，想着如何在北京通过写作坚持下来。这样，注意力就集中在了那个地方，集中在了李安媒和老徐的身上。

    门卫，一直是我看重的人。他们就是邮政的一部分。在Q城校园围墙内，那些年我与门卫的关系最为密切。信件都是他们直接转给我。他们大都是从乡下请来的，或长或短地干一段时间后离开。我不断地与他们打着交道，他们按我的意思把我的信件截留，放在门卫的一个地方，我直接去领取。一个姓孙的门卫将我的邮件放在他的床铺枕头底下，等我到了那里，把带有他体温的信件交到我手中。有了门卫的最初一关，我的信件很少丢失；过去的女同事有些怠慢邮件的分发工作，邮件散落在她办公室里到处都是，这让我对她心生不敬。门卫孙老头至今我还记得他的形象，记得把邮件送到我面前的那张发皱的手背。我出去旅行，他把邮件放到他一个纸箱内；他那认真的态度，使我从递给我邮件时的表情感到他们对自己的尊敬。而我的那些同事中很少有人知道我是搞写作的，每日有那么多的信函，与外地有那么多往来。他们只把我当成默默无闻的、不会钻营的生活得很窝囊的无足轻重的一个同事而已。

    到了北京，在文学杂志社当编辑，邮件被一个叫郭香梅的女编务每日整齐地放到黑色大办公桌上。你和同事们悄无声息地拆开一个个信封，看稿，审读，写稿件送审单，回复一个个作者来信。这成了你的日常工作。你用不着再偷偷摸摸地读诗看文学类的书稿，在南方校园的那间大办公室里。在编辑部，有时候感觉拆开了多年前你在Q城投寄给编辑部的稿件——它们经过多年的颠簸，现在才到达你手中。你爱着你的手头工作。你觉得自己是个幸福的人，超出了自己的愿望。从一个无名的写作者变成一个编辑，从小城到了京城。你每周穿过胡同那棵榆树，张望编辑部外墙的绿色的“爬山虎”，想到自己的办公桌堆放了新的邮件，你急着想看见它们，倾听纸上的声音。你从事着如自己所愿的工作，对编辑保持着某种虔诚感，因为你就是一个写作者。你看到一封手写的稿件，想到自己多年前怀着梦想伏案向远方书写投稿的情景，感觉到那是一个卑微生命的书写；你有些无法忍受编务将那些稿件当废品处理掉。你想设法保存它们，你总想给出一封封回信，通过邮政与远在各地的写信的人保持联系。

    桌上的信件越来越少。电子邮件又是那么快捷。时代变化得多么惊人。你供职的文学杂志社不断地更换办公室。它在市场上生存艰难，面临着来自时代的各种挤压。你也无力关心桌面的稿件，常出差到全国各地去，渐渐放下了对信件的关心，对邮政的关心渐渐轻淡，几乎淡出你的视线，你越来越远离着邮政。而我邮局的朋友王向清偶尔在节日给我发来慰问品，他总是记挂着我，似乎有意让我想到他的存在，想起我和他之间的往事，他还在湖北地方邮局像往年一样从事古老的工作。这个老朋友让我亲近并理解着邮局，他的可靠可信，在时间中也不会改变。我们分隔很久了，隔了那么远的时空，他还在那里，给我寄发来邮政的问候。

    一日，想到自己写作的事再不能搁置了，得料理那放了很久的要事。这样在自己的宅院按着惯性安装了一个邮箱，想着邮递员可将邮件直接送达到住处，准备着过自己的写作生活，恢复与缓慢邮政的联系。在不断的催促中，那个邮政局的人帮我安装了一个邮箱，可信件很少放进那个箱子里。邮局里的人也受时代的影响，不得已地在忙着创收，联络他们所要的大宗邮件，与文化公司和企业发生往来。我的不多的个人邮件往来在他们看来完全可以忽视；加上快递业务的出现，你有时用不着传统的缓慢的邮政。我的在异乡的那个邮箱只是一个摆设挂在那里。不多久，个人的写作还没有完全展开，人就慌乱离开了北方，搬迁到南方的省城来了。那个邮箱停在院落的外墙，像一个象征符号遗留在北方，最后自然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