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
秋收回到了家里。
再也没有小麦的踪迹，他孤零零地躺在床上，感觉自己会一觉睡到明天，他想起昨晚那短暂的温柔，想起她在他耳边说的那些话，那种感觉既是那么陌生；又是那么熟悉；既好像已远在天边；又仿佛还在他的胸膛；他相信小麦说的这些话，全都是发自她的肺腑，绝没有半点夸张。
可是，他却对小麦说谎了。
当小麦问他，这么多年来，他还有没有其他女人。
他有过。
她的名字叫阿春。
那时六年前，那年秋收二十二岁，在东莞的一家台资电子电工厂打工，干的是最普通的装配工，每天十几个钟头站在流水线上，不断重复那些简单动作，那时他的头发留得很长，胡子却刮得很是干净，远看很像当年流行的F4中的某一个。
秋收第一次见到阿春，也是在他第一次踏进这个工厂时，那家工厂的宿舍像个迷宫，为了防止工人私自外出，每个窗户都用铁栏杆封死，他在宿舍区转了好久，都没找到自己的床位，又不小心转到了女工宿舍，正巧撞到刚从职工浴室回来的阿春，把她怀里的脸盆也撞掉了，他立即尴尬地帮她捡起脸盆，没想到两个人同时弯下腰去，两个头就撞到了一起，刚洗完澡的阿春，湿润柔软的头发扫过他的脸颊，她身上混合着香液的气味，被他深深地吸入胸中。等到他重新抬起头来，看着阿春的眼睛时，两个人彼此都愣了一下。
她长得并不是很漂亮，但娇小而清秀，她直勾勾地盯着他，两只眼睛像盯着一团烧灼自己的火焰，怔怔地说出两个字：“哥哥？”
女孩操一口浓重的西南口音，秋收想了一下才摇头说：“抱歉，你认错人了。”
秋收的普通话字正腔圆，显然不可能来自女孩的故乡，阿春怯生生地退回到角落里。
第二天，秋收又一次遇见这个女孩，原来他们是同一条流水线上的装配工，他站在上游，她站在下游，那些DVD上的小零件，每次都是先经过秋收的手，变得完整一些以后，再传到阿春的手上，她只比秋收小一岁，是贵州农村出来的女孩，说一口乡音浓重的贵州普通话，幸好秋收以前打工的地方，有不少四川和贵州来的工友因此大多也能够听懂。
没过两天，短暂午休的空档，阿春主动来找他说话，没想到还是上次的问题：“你到底是不是我的哥哥？”
“不，我从没去过贵州。”
“可是，你的工号牌上，写着我哥哥的名字。”
秋收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工号牌，上面写着“李罡”两个字。
“全中国叫这个名字的人很有多，有穷得出来打工的，比如像我，也有家里富得流油的，比较像——”
“别说了!”女孩背上地打断了他的话，“既然，你的名字叫李罡，为什么别人都叫你阿秋呢？”
“我喜欢秋天，所以小名叫阿秋。”
“算了，你和我哥哥长得真像啊。”
听到这句话，秋收的心里一紧，他已经明白她的哥哥是谁了。
“哦，真巧啊。”
“三年前，我哥哥刚考上大学，上学没多久他就离开学校出走，再也没有回过家，我的爸爸妈妈在老家哭干了眼泪，到现在也没有过他的消息。”
“既然如此，我就认你做干妹妹吧。”
从此以后，无论阿春遇到什么事秋收总是竭尽全力地帮助她，有一天厂里加班加点到半夜，主管把阿春留下来单独谈话，却是想要吃她的豆腐，结果她奋力尖叫反抗，刚下班的秋收听到呼救，立即冲过去把阿春救了出来，还勇敢地扇了主管一个耳光。此事闹得整个工厂都知道了，台湾老板决定把秋收开除，好在此事责任全在主管身上，几百名工人聚拢在经理室门外，齐心协力为秋收讨说法，老板被迫取消了开除决定，但扣发了秋收两个月工资。
虽然秋收与阿春一直以兄妹相称，但工友们都暗中要撮合他们成一对，说阿春与阿秋是天生一对的“春秋组合”，她是个善解人意的好女孩，经常悄悄为他做些好吃的，只要发了工资就给他买新衣服，每次他回想往事而黯然伤神时，她并不问他过去发生了什么，而是静静地把头靠在他的肩上，好几次甚至还掉下眼泪，而秋收最看不得女人流泪，一见她这样就反过来安慰起她来了，她最爱听秋收弹吉他，在每月难得几天的休息日，宿舍狭小的床上，有事会拥挤着十几个人，有时则只有他们两个人，他抱起吉他唱起那些老歌，就像真的在开演唱会。
后来，秋收坚持不要再让她为自己买衣服，他知道阿春家里非常穷，全家人辛辛苦苦种些玉米，供她哥哥考上大学，哥哥却再也没有回来过，她十五岁就坐上南下的火车，跟随村子里的姐姐们，到广东的各个工厂里打工，虽然已出来好几年，但她很好地保护着自己的身体，有几次在街上被一些中年女人看中，说要介绍她到洗浴中心工作，而她总是吓得落荒而逃。
终于，在认识秋收半年以后，她把自己的全部给了他。
不久以后，她提出想要和他结婚，秋收却犹豫了好久，并不因为为他恐惧结婚，更不是因为他不爱阿春——而是，他觉得自己还有一件事没有做，这件事对他如此重要，以至于许多个夜晚都会从睡梦中哭醒。
它的名字叫复仇。
今生今世，即使到下一辈子，秋收一定要复仇，他要为1995年死在自己面前的妈妈，亲手抓住那只恶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