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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

时间:2021-11-25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小不点儿 点击:

驾着星际的航船,穿过时光的隧道,回到童年的星空,摘取童年的星辰。

——题记

壹 一脉同根

父亲的祖籍在河南省堰城县万金乡司庄村,是不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全村都姓司,基本无外姓,未考。从家谱里得知,我的爷爷司国正娶赵氏为妻,于公元一九三二年六月生下父亲,起名司法枝,排行老大。爷爷一生育有两男一女,由于家境贫寒,最小的幼女司爱玲从小送给了人家,以求得一条生路。天有不测风云,父亲十二岁那年,正值年关,双亲同一天逝去。之后,父亲跟随亲如长兄的乔大爷走南闯北一路风尘把他带大。成家立业时,与邻村曹楼村十八岁女子曹桂荣结为伉俪。二十三岁那年,(1955年)在湖北省与河南省交界的武胜关生下了我。初来人间,听母亲后来说,她年轻时,跟随父亲在湖北一个叫铁山的地方生活。父亲是一个铁路上的开山工,逢山炸石,登高爬低,工作十分的辛苦,家庭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四处迁徙是常有的事。全家的财产,一根扁担两个箩筐就全部挑走了。父亲肩挑着扁担,一个筐里装着一个木箱,另一筐里就是我。

父亲年轻时在湖北一带的铁路沿线工作以维持生计,母亲陪伴着父亲带着四个儿子艰难的生活着。1962年,父亲的工作地点转展到了武汉,我们全家来到了武汉市武昌区连溪寺的一个地方,住的是破草席搭建的简易房子,四处透风,虫蛇出没,很不安全。七岁那年,我进入了小学,在武汉铁路局第四小学上学,小学四年级时父亲去了云南昆明支援三线建设,就在那时我学会了写信。以寄托我们与父亲的情思。

貮 乱世“文革”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刚上初一的我,也在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下,左手臂上也无意识的戴上了菱形形状的“红小兵”袖章,那个红颜色的袖章在手臂上摆动着,当时感觉蛮神气的。学校里也进驻了“工宣队”。 “工宣队”的领导经常把我们集中起来训话。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们那种严肃的面孔吓的我们一声都不敢吭气。记得当时讲的都是些行为品德方面的内容。当时上课很不正常,有一次,也不知谁挑的头,“红小兵”一行人每人手持一根木棍,到家属居住区,看见谁家门口有关满鸡鸭的笼子,上去就是一阵乱棍,打的鸡鸭满地乱跑,追着在家属区乱打。记得还有一次,追打一支半大的狗,狗跑进主人的床低下,“红小兵”一行人把床掀翻,直到把狗打的血肉模糊奄奄一息才肯罢休,弄的主人惊慌失措。后来才听说,这是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准搞副业。反正当时我们也听不懂,只是一股莽撞冲动所为,搞的家属区鸡飞狗跳,鸡犬不宁。这些行为现在看来本不应该发生,但那时的我们根本还没有判断孰是孰非的鉴别能力,一窝蜂的就参合了进去,但这些事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在那个年龄不应该有的心理阴影。莽撞、愧疚、自责,迷茫的复杂心理在我们弱小的心里茫然、无助。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全国上下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集粮”口号的号召下,全校学生在教室附近的地方挖起了地道,家属区的每个家庭也要挖地道,这是当时的政治任务,是应对中苏关系恶化,全国上下准备打仗所采取的动员和措施。那时的班级编排也火药味儿较浓,像我在的班级就称“三连十八排二班”。都是军事化管理的色彩。为了完成这个挖地道的任务,我们就在离教室不远的一个空地上选了一地方,全班同学一有时间,带上自家的工具,到那里去挖地道。班主任汪老师无奈,只能督促学生去挖地道。每班一个地道,班班都要挖。后来,我们班挖的那个地道,由于选址不好,选在了一个乱石成堆的岩石地带,一铲下去,碰到的都是石头,深度一直不见进展,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而家属区各家的地道挖的是热火朝天,记得我的一个同学家的地道是挖的不简单,上窄下宽,受力合理。洞内别有洞天,有阶梯,有房间,长度挖到了三十多米的地方,并还在不停在远处延伸,洞内电线上挂满了灯泡,在地道里如同白昼一般。我们参观时都感到羡慕。而我家挖的那个地道,挖下去一米多深就出水了,渗水不止,无法再挖下去,最后俨然成了一口水井。最后也填埋了上了,不了了之。

“文革”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是武斗,派性斗争严重。武汉当时分为“百万雄师”和“钢工总”两大派。开始是两派大辩论,起初用嘴辩论,发展到最后双方用大喇叭吼叫,各自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由于言词犀利,互不相容,最后发展到武斗。武斗时误伤了很多无辜的人,尽管当时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但谁也不能保证两派的擦枪走火,发生肢体摩擦,进而升级为群体性的打架斗殴。当时由于公检法遭到严重破坏,给了一些目无法纪之人,怀有各种不良目的之人钻了空子。在我们学校,一个体育老师可能平时管理学生严了一点,十几个不怀好意,品德有问题的学生,把这个老师五花大绑押到批判的会场上批斗,数落他的不是,还不解气,只见一个高年级块头大的一个同学挥起了拳头朝体育老师的面部砸去,可怜的体育老师顿时血流满面,不敢还手。就在这一瞬间,我好像明白了许多。与我们亲们接触,呕心沥血的老师,是随便动手乱打的吗?真是天理不容。好在这几个有问题的学生后来都去了他们该去的地方,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虽然当时我对“文革”运动根本不知它是怎么一回事,但在我小小的年龄里,体育老师的这一幕,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成了我区分善恶好坏的一个圭臬。

“文革”武斗的出现,更严重的是影响到了部队,当时武汉驻军的一个武器仓库遭抢劫,一群不明真相的群众在我认为是几个狂热分子的带领下闯入部队的仓库,把门的战士爬在窗户上无奈地眼巴巴地看着他们把抹着黄油的机关枪、冲锋枪、手榴弹、无法计数的子弹等军用物质就像拿自家的东西一样大摇大摆地拿出屋外,流落民间,在民间惹是生非。出于好奇,在混乱的人群中,我们几个同学都去看稀奇,把散落在地的十几个子弹拿回到家里,怕它爆炸就把它放在装满水的水桶里,母亲看到后斥责我赶快扔掉,我赶快把这些子弹一股脑儿地全扔进附近的池塘里才放心。那些抢到武器的一些人,把它当做随身的玩具,到处施展。记得有那么一次,在一个池塘边,一个手持冲锋枪的人,对准了池塘边的一个水塔上的一排彩色灯泡一阵狂扫,彩灯在噼啪声中破碎,然后哈哈大笑,自以为太有乐趣。之后,又把一个手榴弹拉响了引信,快速地扔进池塘里,顿时,一个大水泡从水低翻了上来,之后就是被炸死的鱼翻着白肚飘浮在水面上。悲惨至及。那时,由于武器散落民间,有枪的人拿着它乱放枪。武汉的气温很高,夜间屋内根本无法睡觉,老百姓夜间都在屋外躺在竹床上睡觉。竹床上支个蚊帐,夜幕中,如果一听见枪响,赶快收拾蚊帐和床往屋里搬。搞的老百姓睡卧不宁。提心吊胆。

作品集 责任编辑:秋雨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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