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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背馍上学的艰难岁月

时间:2020-02-18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王安宁 点击:
忆背馍上学的艰难岁月
 
 
  人常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细想我的人生历程,最不如意的莫过于背馍上学的艰难岁月。正是长身体和求学的年纪,却偏偏遇上了无法逃避几乎要命的饥饿岁月。
 
  我的初小是在本村东头的学校念的。那时教室西边的土墙上还画有一副孙中山先生的黑白像,下面写着“国父孙中山先生”,南边墙上有一副标语:“人民公敌蒋介石”。应该是解放前和解放初留下来的。初小虽说正在困难时期,也常饿肚子,但毕竟在自己家里吃饭,起码能吃口热的。1961年我初小毕业了,考上了八里外的下薛完小,那年我十二岁。当时的小学分为初小和完小。初小指一到四年级,大多在本村读完。高小指五到六年级,高小也叫完小,就是完全小学,一到六年级全有。官底公社当时有官底、四县庙和下薛三所完全小学。我所在的保王村被划分到下薛学区,在这里上学的还有庙王、下薛大队和下邽公社的胡张、田市公社的浦家、牟家等大队的孩子。下薛小学的高年级分为甲乙两个班,我在甲班读书。
 
  那时高小就开始住校,每周日下午背上馍布袋,带上三天的馍,和同学相跟一起去学校。晚上把课桌拼起来就是床铺,铺上你的被子,盖上我的被子。那时的孩子没有短裤衬裤一说,晚上光屁股挤在一起睡,早上再把桌子重新摆好。一九六一年是最艰难的时候,谁家都好不到哪儿去。那时农村有文化的人少,能上高小就已令人刮目相看了。孩子好不容易考上了,一家人就得忍饥挨饿先尽着孩子吃。许多同学饿得忍不住,往往星期二下午就把馍吃光了,星期三只好喝点水忍着,饿到下午上完课已经是眼冒金星,才能摇摇晃晃赶到家里吃饭。挨饿的滋味实在不好受,孩子们中间经常出现偷馍的情况。为了减少丢馍的事情发生,我们的班主任朱老师只好把学生的馍布袋放在自己办公室。父亲为此专门让人用供销社的包装箱木板,给我订了一个小木箱,用锁子锁上。有了木箱,我的馍是不会丢了,却带来了新问题。木箱板是松木的,气味很大,因此我的馍有一股浓烈刺鼻难以下咽的松树味道。学校有老师灶,为老师们做饭,也为学生烧开水。同学们喝几口开水,啃几口冷馍就算一顿饭。说是馍,其实什么做的都有。有的是玉米糁捏在一起的,算是好的。有的是野菜团子,还有的是黑黑的干红苕藤碾成粉做的,苦涩无比,难以下咽。父亲认识学校炊事员闵师,有一回闵师见四下无人,偷偷从袖筒里拿出半个馍给我。我赶紧拿到没人处,连味道都没尝出来就吃完了。
 
  学校西墙边有个水井,上边用玉米杆搭了个顶棚。有一天我到井边玩,突然发现顶棚上的玉米杆上有一个鼓鼓的东西。我想法子爬上立柱剥去包皮,原来是一个小小的玉米棒,有一拃长,黄黄的玉米粒儿一行行整齐的排列着,遗憾的是一侧有三分之一没有颗粒。那一刻我像一个干了坏事的小偷,心里砰砰直跳,感觉自己脸都红了,似乎是怕别人发现抢了去。我不敢耽搁,急匆匆慌忙塞进了裤兜,装着若无其事的逃离了井台。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是星期六。下午上完课,听南倪村一个同学说,他们村的几十亩红苕地刚刚被拖拉机翻过。昨夜恰好下了一场大雨,我想遗漏在地里的红苕,经雨冲洗后会露出来,正是捡拾的好机会。于是下午下课后,我忍着饥饿,多跑了四五里地弯到南倪村,想捡拾点红苕,连同那个玉米棒一起,给母亲一个惊喜!谁知道跑到南倪一看,早有人捡过了,满地都是脚印。我艰难地在雨后松软的泥地里跑了两个来回,只捡到两个指头粗的半截红苕,我失望极了。回到家里,就那一拃长的小玉米棒,仍然令母亲两眼放光。把玉米粒小心翼翼剥下来,充其量不过二两重。母亲把玉米粒切碎,再加上那两段小红苕,一家人算是喝了一顿稀汤。
 
  那时候,许多同学因为背不起馍失学了,我们甲班二十多人中就有四五个。乙班有个姓宋的同学,是田市牟家人,眼上扣着个像草帽圈圈的近视镜,说话声音高高的,很活泼。那一年放假后他再也没有来学校,后来听说被饿死了。他的母亲是个后妈,平日就对他不好。
 
  “少年不知愁滋味”,愁容在少年脸上总会转瞬变为笑靥。下薛小学上学的日子是艰难的,也是快乐的。没有课外书读,学校号召大家读字典,开展查字典比赛。竟有同学几乎把字典背过了,只要你说出一个字,他会马上说出在字典的多少页,第几个字。
 
  1963年三月,毛主席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当年秋天,我们班五六个同学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考上了下邽中学,小升初录取率超不过百分之三十。国家规定高中生可以转户口,吃供应粮,初中生还得从家里背馍。从保王到下邽这段路又跑了三年。沿途有十几个学生,只有我们村和新店村共两个同学有自行车,其他人都是靠“十一号汽车”(两条腿)跑路。那时谁家有辆自行车,哪怕是破旧的,也比今日的小汽车神气多了。
 
  下邽中学有蒲城原仁公社的学生,他们因为土地多,人口少,生活比渭南要好些。原任的同学不管咋说总有馍背,渭南的同学大多以红苕为主。学校用大笼给同学们蒸红苕,为了方便辨认彼此,有的同学用网兜装,大部分同学用小刀在红苕上刻字做记号。进入冬季,红苕只能藏在红苕窖里,大量红苕出现黑斑。剜去黑斑后,周围的地方不久还会变黑,有强烈的苦味。我们队上有一户有两个中学生,哥哥在六五级、弟弟在六七级。每逢星期三、日下午,母亲便提出一大笼被剜去黑斑的、坑坑洼洼的红苕,总是让哥哥先装。稍微好点的哥哥挑走了,剩给弟弟的全被剜的没了形。直到成年后,说起此事弟弟仍有些愤愤不平。
 
  我日常带往学校的菜,就是一包干辣椒面拌盐,洒在馍里边就是一顿饭。那时吕家有我们班一个同学,他每次去学校都带一罐头瓶咸菜,我没少蹭他的咸萝卜吃。
 
  到了1965年,整个国家经济状况有了大的改观,为改善学生严峻的健康状况,学校号召学生上灶,上不起全灶就上半灶。全灶就是馍饭全由灶上提供,半灶顾名思义就是只管饭,不管馍,相对花钱少一些。学生从家里拿来玉米糁,灶上负责熬成稀粥,起码大家能吃上一碗热饭。后来每餐七八个人围在一起,还可吃上两口没有油水的菜。
 
  一九六六年我初中毕业了,文化革命却开始了,我们被迫失学了,人生美好的学校生活从此永远结束,背馍上学的日子也随之划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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