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庸通倭事，《明史》云：
先是胡惟庸谋逆，欲借日本为助，乃厚结宁波卫指挥林贤，佯奏贤罪，谪居日本，令交通其君臣。寻奏复贤职，遣使召之。密致书其王，借兵助己。贤还，其王遣僧如瑶率兵卒四百余人，诈称入贡，且献巨烛，藏火药刀剑其中。既至，而惟庸已败，计不行。帝亦未知其狡谋也，越数年，其事始露，乃族贤，而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明史》卷三二二《日本传》）
与李善长谋逆事，《明史》云：
京民坐罪应徙边者，善长数请免其私亲丁斌等，帝怒按斌，斌故给事惟庸家，因言存义等往时交通惟庸状。命逮存义父子鞫之，词连善长云：“惟庸有反谋，使存义阴说善长，善长惊叱曰：‘尔言何为者？审尔，九族皆灭！’又使善长故人杨文裕说之云：‘事成当以淮西地封为王。’善长惊不许，然颇心动。惟庸乃自往说，善长犹不许。久之，惟庸复遣存义进说，善长叹曰：‘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
或又告善长云将军蓝玉出塞至捕鱼儿海，获惟庸通沙漠使者封绩，善长匿不以闻。于是御史交章劾善长。而善长奴卢仲谦等亦告善长与惟庸通赂遗，交私语。狱具，谓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会有言星变，其占当移大臣，遂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诛之。而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等皆同时坐惟庸党死。而已故荥阳侯杨璟、济宁侯顾时等追坐者又若干人。帝手诏条列其罪，傅着狱词，为《昭示奸党三录》布告天下。（《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谷应泰记胡惟庸被诛前又有云奇告变一事；
正月戊戌，惟庸因诡言第中井出醴泉，邀帝临幸，帝许之。驾出西华门，内使云奇冲跸道，勒马衔言状，气方勃，舌駃不能达意，太祖怒其不敬，左右挝捶乱下，云奇右臂将折，垂毙，犹指贼臣第，弗为痛缩。上悟，乃登城望其第，藏兵复壁间，刀槊林立。即发羽林掩捕，考掠具状，磔于市。（谷应泰《明史纪亊本末》卷一三《胡蓝之狱》）
综结以上的记载，胡惟庸党案的构成及经过是：
（1）胡惟庸擅权罔上。
（2）谋刺徐达。
（3）毒死刘基。
（4）与李善长相结交通。
（5）定远宅井生石笋，祖墓夜有火光，因有异志。
（6）结陆仲亨、费聚为助。
（7）收纳亡命。
（8）令李存义、杨文裕说李善长谋逆。
（9）遣林贤下海招倭，倭使如瑶伪贡率兵为助。
（10）遣封绩称臣于元求援。
（11）惟庸杀挽车者，太祖责偿死。
（12）阻占城贡使，被罪。
（13）私给文官以入官妇女坐罪。
（14）涂节上变，商暠白其私事。
（15）请上幸第谋刺，为云奇所发。
（16）狱具伏诛，胡党之名起。
（17）林贤狱成。
（18）李善长被杀。
（19）对日绝交。
（20）胡党株蔓数万人，元功宿将几尽。
以下试参证中日记载，说明这一事件的真相和明代初叶中日间的国际关系。
二 云奇告变
胡惟庸党案的真相，到底如何，即明人亦未深知，这原因大概是由于胡党事起时，法令严峻，着述家多不敢记载此事。到了事过境迁以后，实在情形已被淹没，后来的史家只能专凭《实录》，所以大体均属相同。他事有不见于《实录》的，便只能闭户造车，因讹传讹，所以极多矛盾的同时记载。正因为这许多记载之暧昧矛盾，所以当时人便有怀疑它的。郑晓以为：“国初李太师、胡丞相、蓝国公诸狱未可知。（《今言》卷一四四）”王世贞是明代的一个伟大精核的史学家，他的话应该可信了，他说，
胡惟庸谋逆，阴约日本国贡使以精兵装巨舶，约是日行弑，即大掠库藏，泛舟入海，事泄伏诛。上后却日本之贡以此。（王世贞《史乘考误》）
他的儿子王士骐却不惜反对他的话，对这事件深为致疑，他以为：
按是年（十三年）诛丞相胡惟庸，廷臣讯辞第云使林贤下海招倭军，约期来会而已。不至如野史所载，亦不见有绝倭之诏。本年日本两贡无表，又其将军奉丞相书辞意倨慢，故诏谕之。中云：“前年浮辞生衅，今年人来匪诚”，不及通胡惟庸事，何耶？近年勘严世蕃亦云交通倭虏，潜谋叛逆，国史谓寻端杀之，非正法也。胡惟庸之通倭，恐亦类此。（《皇明驭倭录》卷一）
由此可见这事件的可信程度正如徐阶所授意的严世蕃狱词一样。按《明史》载世蕃狱具，徐阶以为彰主过，适所以活之，为手削其草（《明史》卷三〇八《严嵩传》）。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