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以上的推断，云奇事件之无稽荒谬，已决然无可疑。不过这一传说又从何发生的呢？云奇与胡惟庸虽无关系，但这事件的本身是否有存在的可能性呢？这两疑问，何孟春氏的《云奇墓碑》将给我们以一个满意的解答。
南京太平门外钟山西有内官享堂一区，我太祖高皇帝所赐，今加赠司礼监太监云公奇葬地也。案旧碑公南粤人，洪武间内使，守西华门。时丞相谋逆者居第距门甚迩，公刺知其事，冀因隙以发。未几，彼逆臣言所居井涌醴泉……
公所遭谋逆者旧状以为胡蓝二党、夫胡惟庸之不轨在洪武十三年，蓝玉在二十六年，胡被诛后，诏不设丞相，至蓝十四年矣，春敢定以胡为是，以补旧碑之缺，备他日史官之考证。（《国朝献征录》卷一七，《何孟春赠司礼监太监云公奇墓碑铭》）
可见胡惟庸谋逆的真相，明初人就不大清楚。旧碑阙以存疑，尚不失忠实态度。何孟春自作聪明，硬断定为胡惟庸，后此史官，虽以此事不见《实录》，亦援引碑文，定为信谳，自王世贞以下至彭孙贻，饭田忠彦等都笃信其事，因讹传讹，结果当然是到处碰壁，怎么也解释不出时间性与空间的不可能和事实上的矛盾了。钱谦益《明太祖实录辨证》三说：“云奇之事，国史野史，一无可考，嘉靖中朝廷因中人之请而加赠，何孟春据中人之言而立碑。”所谓中人，潘柽章以为是高隆，他说：
云奇事起于中官高隆等，相传为蓝玉时事，而何孟春从而附会之，以为玉未尝为丞相，故又移之胡惟庸，凿空说鬼，有识者所不道。（《国史考异》卷二之一一）
他疑心云奇事件是由邵荣三山门谋逆之事衍变来的。他说：
然考之史，惟平章邵荣尝伏兵三山门内欲为变，上从他道还，不得发。与墓碑所称相类。三山门在都城西南与旧内相近，上登城眺察，难悉睹也。岂云奇本守三山门，讹而为西华耶？或云奇以冲跸死，而宋国兴之告变踵至耶？事有无不可知，史之阙文，其为是欤？（《国史考异》卷二之一一。邵荣谋反事见《明史》卷一二五《常遇春传》）
三 如瑶藏主之贡舶
《明史》所记之如瑶贡舶事，明清人记载极多。日人记载则多据中籍移译，虽间有疑其支离者，亦仅及派使者之为征西或幕府，对于事实本身，则均一致承认。
关于胡惟庸通倭之明清人记述，其主要事实多根据《实录》及《大诰》，《明史》和《实录》更不过详略之异，大体一无出入，文中洋洋洒洒据口供叙述胡惟庸的罪状，于通倭投虏事，仅有二句：
惟庸使指挥林贤下海招倭军，约期来会。又遣元臣封绩致书称臣于元，请兵为外应。（《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一二九）
惟庸诛后数日，在宣布罪状的演辞中，亦未提及通倭一字：
已亥，胡惟庸等既伏诛，上谕文武百官曰：“……岂意奸臣窃国柄，枉法诬贤，操不轨之心，肆奸欺之蔽，嘉言结于众舌，朋比逞于群邪。蠹害政治，谋危社稷，譬堤防之将决，烈火之将然，有滔天燎原之势，赖神发其蠹，皆就殄灭……”（同上）
于罢中书省诏中，亦只及其枉法挠政诸罪：
癸卯，罢中书省，诏曰：“……丞相汪广洋、御史大夫陈宁昼夜淫昏，酣歌肆乐，各不率职，坐视废兴。以致胡惟庸私构群小，夤缘为奸，或枉法以贿罪，或挠政以诬贤，因是发露，人各伏诛……”《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一二九；《明太祖文集》卷二《废丞相大夫罢中书诏》
即在十六年后，太祖和刘三吾的谈话中，胡惟庸的罪状，也不过是擅作威福和僭侈：
二十八年十一月上谓翰林学士刘三吾等曰：“奸臣胡惟庸等擅作威福，谋为不轨，僭用黄罗帐幔，饰以金龙凤纹。迩者逆贼蓝玉，越礼犯分，床帐护膝，皆饰金龙，又铸金爵为饮器，家奴至于数百，马坊廊房，悉用九五间数，僭乱如此，杀身亡家。”（《皇明大事记》卷九高皇帝御制及纂辑诸书）
惟庸诛后七年，始于所颁《大诰》中提及林贤：
维十九年十二月望皇帝三诰于臣民曰：“……帝若曰前明州卫指挥贤私通惟庸，劫倭舶，放居倭，惟庸租使男子旺借兵私归贤，贤将辅人乱，不宁于黔黎，诛及出幼子。”（《名山藏·刑法记》）
在洪武二十八年九月所颁《祖训》中（《皇明大事记》卷九），方才正式列出惟庸通倭的记载，其文云：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着其自不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