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却的追忆(6)

    这位大学生名叫刘景华，是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的学生，也是“西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统一指挥部”下的一个造反派成员。该组织授命他组建一个调查团，调查整理并形成对西北地区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且有叛徒之说的刘澜涛的定罪材料。刘景华曾有文字坦言：“我出身于穷苦人家，是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打下了江山，我一个农民的儿子才得以上大学……我就无条件地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一颗红心两只手，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叫我领导红卫兵调查‘走资派’的罪行，是对我的信任，我坚决执行。”于是，他很快组建起十二人的调查团，来到西安南郊长安县细柳公社姜仁村，开始着手调查。姜仁村是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时刘澜涛选择的“蹲点村”，三年后的一九六七年九月，刘澜涛已被“军管会”拘押，且押到姜仁村接受造反派的调查。刘景华带领他的十二名团员赶到姜仁村来了，这个满怀“忠心”的红卫兵调查团领队刘景华，在翻阅了作为西北地区头号“走资派”兼叛徒的刘澜涛的揭露材料后，首先对刘澜涛最致命的叛徒问题产生了怀疑。尽管他未说明怀疑的具体事件，但是我推想，肯定是那些揭露材料多属“莫须有”和虚妄之作，缺失最基本的可靠性，也就缺失了可信性。他的怀疑成为一桩颇揪心的困惑，想找人交流却又不能，因为谁都会意识到这是为刘澜涛翻案的大忌讳，况且他的身份是调查团的团长。刘景华隐匿着不无痛楚的怀疑，继续翻阅刘澜涛的罪恶材料，其中有一条涉及包庇户县反革命分子杨伟名的事件。他得知刘澜涛不仅没有处分杨伟名，而且指派西北局办公厅主任陶信镛亲自到户县和有关人士谈话，不仅把杨伟名的《怀感》刊登在《西北建设》杂志上，还破例聘请杨伟名为该杂志的农民通讯员。刘澜涛当年这种作为高级领导人尊重人才的美德和眼睛向下的良好作风曾经成为美谈，现在却成为罪恶。关键在于刘景华对此事发生极大兴趣，怀着已有的疑问，当即找到《怀感》阅读。他自述的读后感是这样的：“我认为这篇文章本质地分析了当时我国农村的经济形势，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造成这种困难局面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困难的办法……”刘景华就“决定去户县见见杨伟名”。几日前，在对刘澜涛的叛徒问题产生怀疑后，刘景华曾急于和人交谈辩白此事而不能，且郁闷郁结，随之看到杨伟名《怀感》事件也竟然牵涉到刘澜涛的罪证材料时，他终于遇到了一个可以交谈乃至倾吐衷情的对象。他肯定知道这是一个叛逆的决定和行为，不堪设想的后果也是明白在眼前的。我便尤为感动、感慨于这位难得的独立思考者——刘景华的大无畏精神，尤其是在“***”最疯狂的夺权背景下。这是从陕西贫困山区走出且怀着感恩忠心的大学生刘景华的反叛，面对的是铺天盖地的“刘澜涛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叫嚣，他要去找杨伟名，这就注定了他年轻的生命别无选择亦无可逃遁的悲剧。

    刘景华只身来到户县，两次找过杨伟名。第一次是在七一村的大队办公室里（此时的杨伟名是被判为“死老虎的五类分子”，何以会待在大队办公地，我猜大约是被看管），刘景华和杨伟名竟然一见如故，有资料说“促膝长谈”（我猜想刘景华大约是以造反红卫兵的身份为伪装，才可能有与杨伟名谈话的机会）。两人“促膝长谈”一个上午还不能尽兴，杨伟名领着刘景华到他家吃了午饭又接着谈。第二次仍然是刘景华赶到杨伟名家里长谈。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交谈的间歇，发生了一件大事，红卫兵造反组织正式给刘澜涛形成“叛徒走资派”的结论时，不仅专案组和造反头目意见完全一致，“中央***”也已有了明确的表态，但刘景华竟然发言说“刘澜涛不是叛徒”。刘澜涛被定性为叛徒的材料上报中央，刘景华当时被严重警告。刘景华不服气，又到户县和杨伟名交谈倾诉。还是在他们两次会面的间隔期，两人还有多次通信交流，可见他们达到怎样相见恨晚水乳交融的状态。然而，他们谈话的内容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信件也在后来的灾变中被家人焚毁了。仅我能看到的资料，只笼统地说到杨伟名此时已不顾个人安危，公然指出“***”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说学习《毛选》的口号“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是教条主义，说“阶级斗争”“反修防修”和“文化大革命”是极“左”路线的极端发展。这是杨伟名和刘景华交谈和信件的只言片语，总算留下了一些显出杨伟名的思想锋芒的珍贵文字。我想杨、刘两人能如此投机，当属“英雄所见略同”，而对刘澜涛定性“叛徒”的反对意见，便是刘景华的思想导致的行动。他的这种行动仍不能倾泻义愤，竟而拍案而起，他把由刘澜涛莫须有的叛徒冤案引发的对“***”的彻底否定和反对，写成十余张大字报，张贴到古城西安的钟楼上，这是西安的心脏部位。大字报引发惊天动地的反响，很快被公安人员揭走。刘景华被逮捕，判处死刑，但不知因何故没有立即执行。刘景华被囚整整八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获释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