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我隐隐约约感觉到一种紧迫感在团队里蔓延开，包括我手下大部分的人：他们都投入到了为我找一杯水的任务中，好让我赶紧吃下这紧急用药，来阻止这场可怕的腹泻。我满脑子都在想不要在这个神圣的地方拉在自己身上。感觉仿佛过了十二三个小时，有人终于找来了一杯水。
“这水从哪里来的？”我问道。
没人回答。我只知道这是梵蒂冈的一杯水，我也喝了这杯水。
在白宫工作期间，可以见到很多知名人士、重要人士，但第一次真正让我触动的是见到教皇。这次和教皇的见面很简单——你走上前去，握住他的手，说“教皇陛下，很荣幸见到您”；然后往前走——我是无宗教信仰的人。但我的一些家人和许多朋友是天主教徒，有这么多人觉得能见到这个人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我也很震撼。因此我觉得很幸运。
结束之后，我得回车里躺下。跟所有我们行程的司机一样，这次的司机也是来自军队的，每当我不得不在他们面前暴露我脆弱的消化系统时，我都会觉得很尴尬（而且我裤子的扣子还没扣）。他问我要不要紧，需不需要他去叫医生，我说不用。
当我瘫在车后座时，感觉腿上有什么硌得慌，是教堂门口发放的赐过福的玫瑰念珠。在总统先生和梵蒂冈国务卿会晤时，我在外面等着，已经拿了五包左右，全都装在我的口袋里。
* * *
我一直喜欢那种做好了准备的感觉。准备是你能为自己打造的保护层；对一些人来说，最难的是在未雨绸缪和杞人忧天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但根据我的个人经验，准备永远不嫌多。我说的是一切事，包括经常带一包奇怪的胃药——我个人比较喜欢随身备着易蒙停（Imodium）止泻药、Gas-X[23]和几片赞安诺（Xanax，红酒也有效，但打包起来带在身上不太方便）——带点广藿香，气味很好，对我有镇定的效果。我在见一个人之前也会查阅与这个人有关的所有信息，还会经常读报。如果你真的读报（实实在在拿在手里的那种纸质报纸），你会在不经意间发现一些你在网上根本找不到的信息。如果我把每天当作高考一样填鸭式地过日子，那肯定是很痛苦的体验，但能对生活有所掌控，花点时间去思考接下来——接下来会发生的、要做的事，这一点很关键。你会惊奇地发现五分钟、十五分钟的安排和准备能让你胸有成竹。
在奥巴马还是参议员的时候，他出国的行程与后勤保障是由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SFRC）单独负责。除了安排他到芝加哥的奥黑尔机场外（这事往往也是他自己亲自做），到白宫工作时，我其实并不知道出国的行程中包括什么。只有之前有过一次有点留下后遗症的经历。
2008年竞选期间，我们曾考虑过安排奥巴马去一趟海外，来展示他在国外有多受欢迎，他如何处理好一切，消除任何对他外交政策能力的质疑。但奥巴马正式成为民主党提名总统候选人花的时间真的太长了（到6月份定的），以至于我觉得这次可能无法出国了。因为我们能规划的空档太短了，我以为竞选团队应该会想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凝聚全美人民上——这些人才是最后真正去投票的人。
噢，结果不是这样的。
在6月第二周的一个晚上，我们正和奥巴马进行电话会议。海外之旅提上了日程，我认为这通电话只是为了正式把这项工作纳入日程，不会谈到具体内容。但当我接进电话时（就迟到了几秒钟），讨论已经从原本可能去英国和德国的计划变成了去伊拉克、约旦、以色列、德国、法国和英国。如果那个时候就有“LOLZ”（笑翻的意思）这个短语的话，我当时肯定给在通话中的所有人发这个短信了。结果反倒是普劳夫问我觉得我们在德国柏林能召集到什么样的群体。“我可以跟你说说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柏林市的群众的情况，”我答道，“但我不知道我们在德国能做些什么。”
不管怎么说，海外之旅还是定下来了。
会后我就睡了，早上早早地起了床。这种情况需要我们根据轻重缓急进行优先安排。
第二天，我召集日程安排和推进团队，跟他们说了这个消息。有埃米特、戴伊、杰丝、大利兹、阿斯特里、乔乔、弗、查斯、特德、努尔、蒂尔、Q、莱维特、多尼及实习生小凯特。我记得莱赛、利利和塔布曼是在电话中参加的会议。他们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来规划这六国的行程，这工作量可是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