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小时(3)

    我打了谁一下，然后就跌倒在地上。他们用脚踢我，在我身上乱踹。好啦，这样就会死得快些啦。一个穿黑衣服的盖世太保一把抓住我的胡子，把我提了起来，得意地笑着给我瞧他手里一绺刚拔下来的胡须。实在可笑。现在我一点也感觉不到疼痛。

    五点。六点，七点，十点，中午了，工人们上工又下工，孩子们上学又放学，商店里做着买卖，家里烧着饭，妈妈也许正在思念我，同志们也许打听到我被捕了，正在采取安全措施……以防我供出来……不，你们不用害怕，我是不会出卖的，请相信我吧。总算离死不远了。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梦，一场热病中的恶梦。拷打一阵之后是泼凉水，接着又是一阵拷打，又是：“说，说，说。”可是我还没有死去。妈妈、爸爸，你们为什么把我养得这样结实啊？

    下午五点钟，他们一个个都疲倦了。拷打现在已经稀疏，间歇很长，多半只凭一种惯性才打两下。忽然，从远方，从那遥远遥远的地方，响起了一个像爱抚似的平和而宁静的声音：“Ｅｒｈａｔｓｃｈｏｎｇｅｎｕｇ。”（德语：“已经够他受的了。”）然后我坐了起来，桌子在我面前直晃。有人给我水喝，有人递给我香烟，但我捏不住它。有人试着替我穿鞋，又说穿不上。然后又有人把我半搀半拖地带下楼梯，塞进汽车里，我们就坐车走了。有人又把手枪对准我，我觉得好笑。我们从一辆扎着白色花彩的婚礼电车旁边经过，但也许这一切只是一场梦，一场热病，也许是临死前的痛苦，或者就是死的本身。濒临死亡本来是沉重的，但这次我竟毫无沉重之感，它轻得像一根羽毛，只要呼出一口气，一切就都完结了。

    完结了？还没有，总是完不了。这会儿我又站了起来，真的站起来了，自个儿站着，不用旁人搀扶。我眼前是一面污黄的墙，墙上溅了些什么？好像是血……是的，这是血，我抬起手试着用指头去抹它……抹着了，还是新鲜的，我的血……有人从背后打我的头，命令我举起手做一蹲一起的动作；做到第三次时，我倒下了……一个高个子的党卫队队员站在我跟前，踢了我几脚，想把我踢起来。这有什么用呢？又有人向我泼凉水，我坐起来了，一个女人给我药吃，问我哪儿痛，这时我感觉到我的全部疼痛是在心上。

    “你没有心。”高个子的党卫队队员说。

    “啊，我有心的。”我说。我因为还有足够的力量来捍卫自己的心，而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自豪。

    后来一切又都消失了：墙壁、拿药的女人和那高个子的党卫队队员……现在我面前是敞开着的牢房的门。一个肥胖的党卫队队员把我拖进去，脱掉我那被撕成碎片的衬衣，把我放到草垫上，摸了摸我那被打肿的身子，吩咐给我裹伤。

    “你瞧瞧，”他摇晃着脑袋对另一个人说：“你瞧，他们干得多利落。”

    然后又是从远方，从那遥远遥远的地方，我听到了一个像爱抚似的平和而宁静的声音：“他活不到明天早晨啦。”

    还差五分就要敲十点了。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一个美丽而温润的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