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小时(2)

    我们从一列电车旁边经过。我觉得电车好像扎着白色的花彩。难道这个时候还有婚礼电车，在这深更半夜里？大概是我开始发烧了。

    佩切克宫。我原以为不会活着进到这里了。现在差不多是跑着上到四层楼。啊，原来这里就是有名的Ⅱ－Ａｌ反共科。

    我倒有些好奇起来了。

    那个瘦长个子的负责抓人的头目把手枪放进衣袋里，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他给我点上一支香烟。

    “你是谁”

    “霍拉克教师。”

    “你撒谎。”

    他手上的表指着十一点。

    “搜身。”

    开始搜查。他们脱去了我的衣服。

    “他有身份证。”

    “用的是什么名字？”

    “霍拉克教师。”

    “查对一下。”

    打电话。

    “当然没有登记。证件是假的。”

    “谁给你的身份证？”

    “警察局。”

    一棍子打下来。两棍子。三棍子。我用得着数数吗？朋友，你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未必用得着这个统计数字。

    “你叫什么名字？说。住在哪儿？说。同谁有联系？说。

    秘密联络点在哪儿？说。说。说。不说就打死你。”

    一个健康的人能经得住几下这样的毒打呢？

    收音机播送出午夜时刻的信号。咖啡馆关门了，最后的顾客回家了，情人们还流连在门前难分难舍。瘦长个子的盖世太保头目愉快地微笑着走进屋来：“一切都弄清楚了，——怎么样，编辑先生？”

    谁告诉他们的？叶林涅克夫妇吗？弗里德夫妇吗？可是他们连我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呀。

    “你瞧，我们全知道了。说吧。放聪明点。”

    专门的词汇。“放聪明点”的意思就是背叛。

    我可不聪明。

    “把他捆起来。给他点厉害尝尝。”

    一点钟。最后一辆电车回厂了，街上空无人迹，收音机向它最忠实的听众敬祝晚安。

    “还有谁是中央委员？电台设在什么地方？印刷所在哪儿？

    说。说。说。”

    现在我又能够比较安静地计算抽打的次数了。我唯一感觉得到的疼痛，是从那咬烂了的嘴唇上来的。

    “把他的鞋脱掉。”

    真的，脚掌上的神经还没有麻木。我感觉到了疼痛。五下，六下，七下，现在仿佛棍子直打进了脑髓。

    两点钟。布拉格在鼾睡中，也许什么地方有孩子在睡梦中啼哭，丈夫在抚摸妻子的肩膀。

    “说。说。”

    我用舌头舔了舔牙床，想努力数清被打掉了多少颗牙齿。

    但怎么也数不清。十二、十五、十七颗？不，这是现在“审问”我的那些盖世太保的数目。他们当中有几个显然已经疲倦了。而死神却迟迟不来。

    三点钟。清晨从四郊进入城市，菜贩向集市走来，清道夫们打扫街道。也许我还能活一个早晨。

    他们带来了我的妻子。

    “你认识他吗？”

    我舔了舔血迹，不想让她看见……这未免有点幼稚，因为我满脸都在流血，连指尖也在滴血。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她这样回答，没有流露出一点恐惧的神色。亲爱的。她恪守我们的约言，任何时候也不承认她认识我，尽管这样做现在已经无济于事了。究竟是谁把我的名字告诉了他们呢？

    他们把她带走了。我尽力用最快乐的目光向她告别。也许这目光一点也不快乐。我不知道。

    四点钟。天亮了还是没有亮？蒙上了厚布幔的窗户不给我答复。而死神仍不见到来。我应该去迎接他吗？应该怎样去迎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