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六月九日。在我的牢房门前挂着一根吊裤带。那是我的吊裤带。这是押解的标记。今天夜里他们就要把我押送到帝国法庭去听候判决了……事情就是这样，在我生命的边缘上，时光正在贪婪地啃嚼着最后的几口。在庞克拉茨监狱度过的四百一十一天快得不可思议。还剩下多少天呢？我将在什么地方度过这些日子呢？又将怎样度过呢？
在这些日子里，我将很难再有写作的机会。那么，这就是最后的叙述了。对于这一小段历史，我显然是最后一个活的见证。
……
一九四一年二月，捷克共产党的全部中央委员以及准备万一出事时接替他们的领导人全部被捕了。党为什么会遭到这样严重的打击，现在还没有得到准确的证据。关于这个，有一天盖世太保的头头们在受审时也许会供出来的。我也像佩切克宫的杂役一样想仔细弄明白这事的真相，但是白费工夫。
当然这事少不了有奸细的破坏，但多半是由于不谨慎。两年来地下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有些同志的警惕性多少有些放松。地下组织扩大了，经常有新同志参加到工作中来，有些人本来应该暂时作为候补人员在一边等待一下的。机构扩大了，庞大得难以控制。敌人对党中央的袭击显然蓄谋已久，在他们快要进攻苏联的时候就向我们下手了。
开始我不知道逮捕的范围有多大。我还等着我平日的联络员，但他没有来。一个月后，我才知道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情，不允许这样傻等下去。我只好独自去寻找关系，别的同志也这样做。
我首先找到了洪扎-维斯科奇尔，他是捷克中部地区的领导人。他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人。他搜集了一些材料准备出版《红色权利报》，党没有中央机关报是不行的。我写了一篇社论，但是我们俩又决定把全部材料（我还没有看过这些材料）印成五一节的传单，而不作为《红色权利报》，因为另外一些同志已经在别处出版了《红色权利报》，尽管印得相当简陋。
我们进行了几个月游击式的工作。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这个打击不能置它于死地。几百个新同志决心接替牺牲了的领导人的岗位，担负起他们留下的未完成的工作，使这个组织的基础不致被瓦解或陷于瘫痪。但仍然没有中央的领导，游击式的工作中蕴藏着极大的危险：因为在这最紧要的关头——德寇准备进攻苏联时——我们的步调可能会不一致。
在我所收到的几期以游击方式出版的《红色权利报》上，我认出了一个老练的政治家的手笔。而别的一些同志也从我们出版的、可惜并不十分成功的五一节传单上，看出有可信赖的人存在。于是我们开始相互寻找。
好像在密林里相互寻找一样。我们一听到声音就跟踪追迹，但却从另一边传来了呼唤声。沉重的损失，使得全党更加谨慎、更加警惕，如果党中央机关的两个同志要碰头，就必须通过他们双方以及其他负责联系的人所设下的试探或暗号的重重障碍。这一回就更困难了，因为我不知道那“另一边”的人是谁，而他也同我一样，不知道对方是谁。
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联系人。就是优秀的青年米洛什-涅德维特医生，他成了我们的第一个联络员。这事也有偶然性。一九四一年六月中旬，我病倒了，打发丽达去请他来给我看玻他立即来到巴克萨家里，我们就在那儿把事情谈妥了。原来他就是受了委托来寻找“另一边”的人，他根本没有想到那“另一边”就是我。相反地，他也像那一边所有的人一样，以为我被捕了，并且很可能已经牺牲了。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向苏联进犯。就在那天晚上，我们还同洪扎-维斯科奇尔一起印发了一份传单，阐明这次进攻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六月三十日，我和我寻找了这么久的那个人会面了。他来到了我约定的联络点，因为他已经知道将同谁会面。而我那时还不知道将同谁会面。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从敞开的窗口飘进来槐花的清香，这正是情人幽会的美妙时刻。而我们却拉下窗幔，打开了灯，互相拥抱起来。原来他就是洪扎-齐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