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单调的学校生活(2)

    拉西姆在回忆录《法拉卡与黑夜》当中巨细靡遗地描写他的学生时代，当时奥斯曼的学校老师手持长长的藤条，用不着从座位上站起来便打得到他们的学生。老师鼓励我们读这些书，或许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逃过共和国之前、土耳其国父之前的“法拉卡”（笞刑）时代是何其幸运。但即使在富裕的尼尚塔石区，在得天独厚的伊席克中学，奥斯曼遗留下来的老教师却在某些“现代”技术革新中找到压迫弱者的新工具：我们用的法国制尺，尤其是嵌进两侧的细而硬的云母条，被他们熟练地拿在手中，就跟“法拉卡”与藤条同样奏效。

    每当有人因为懒惰、没教养、愚蠢或蛮横而遭受惩罚时，我便忍不住觉得愉快。看到一个有司机开车接送的合群的女生受到惩罚，着实让我愉快；她是老师的宠儿，常常站在我们面前呱啦呱啦演唱英文版的《铃儿响丁当》——但她被批评作业做得马虎时，可得不到从宽处理。总有些人没写作业却假装写了，装出一副就在作业簿里的某个地方、只是一时找不到的样子，他们会叫道:“老师，我现在找不到！”仅仅想拖延注定的命运，却只是被老师揍得更凶，耳朵被扯得更猛。

    从低年级时代可爱慈祥的女老师，换成高年级教我们宗教、音乐和体育的愤怒忧伤的老男人之后，这些羞辱仪式变得更加完善，有时课程枯燥得很，使我对课堂上提供的短暂娱乐感到高兴。

    有个女生，我从远处爱慕着她，或许因为娇小迷人，或许因为娇嫩——她受罚时，我看见她眼里噙着泪水，脸涨得通红，使我想去援救她。课间休息时间折磨我的金发胖男生，因讲话被抓而遭毒打的时候，我便冷静无情地欣然观看。有个我断定是绝顶傻瓜的孩子，无论对他的处罚有多么严厉，这男生都会予以抵抗。有些老师叫学生去黑板前，似乎不是为了测验他们的知识，而是为了证明他们的无知；而有些无知者似乎甘于受辱。有些老师看见作业本的包书纸颜色不对就会发怒；有些老师动不动就生气，孩子只是讲悄悄话便被打；有些学生即使对简单的问题回答正确，也会像被车头灯逮到的兔子般手足无措；有些——我最佩服这些人——即使不知道答案，也会告诉老师他们知道的别的东西，愚蠢地希望这能挽救他们。

    我看着眼前的动静——先是一顿指责，接着是骤雨般愤怒落下的书和作业本，班上其他人则冷冷坐着不敢出声——庆幸自己不是这些被打上耻辱烙印的倒霉学生之一。我和班上三分之一的同学分享好运。假使这所学校里的小孩来自各种背景，幸运儿的与众不同可能更为明显，但这是一所私立小学，每个孩子都是有钱人家出身。在课间休息的操场上，我们的童稚情谊使我们不分彼此，但每回看着同学被痛打被羞辱，我就像坐在教师书桌前那位令人生畏的人物一样，不免自问为什么有些孩子如此懒惰、品行不端、意志薄弱、麻木不仁或呆头呆脑。我开始阅读的那些漫画书无法满足这隐秘的道德探索：漫画总是把坏人画成歪嘴，我幽暗的童心深处同样找不到答案，只好让问题慢慢淡去。我渐渐领悟所谓的学校回答不了深奥的人生问题，其主要功能不如说是为了使我们面对“现实生活”中全面的政治暴行而做准备。因此在我进中学前，我宁可举起我的手来，乖乖做个好学生。

    尽管如此，我在学校主要学到的是，光是全盘接受现实生活是不够的，你还得为现实生活的美而惊叹。读低年级时，老师一找到借口便停止上课，教我们唱游。我跟着这些英法文歌做口形——我不懂也不喜欢这些歌，尽管我喜欢观察同学们（我们用土耳其语唱，歌词大致像是：警卫爸爸，警卫爸爸，今天放假，吹哨子吧）。半小时前才因为又把作业簿忘在家中而泪眼汪汪的矮胖男生，此刻正乐呵呵地唱歌，嘴巴张得老大。一天到晚把长发撩到耳后的女生，在唱歌时也不担心她的头发了。就连在下课时间殴打我的胖鬼，还有他同桌那狡猾恶毒的朋友，他对那道秘密分界了若指掌，也让自己做个好学生——就连他们也像天使一样笑眯眯地沉浸在飘动的音乐中。在歌唱的时候，爱整洁的女生转头察看她的铅笔盒和作业簿是否依然有条不紊。休息时间结束后，两个两个排队回教室上课时，在我请她跟我搭档时会默默伸出手让我握着的那个聪明用功的女生，连她也大唱特唱；总是像给婴儿喂奶般伸着胳臂围住试卷，以免被别人看见的小气胖男生，也手舞足蹈；甚至每天挨打的那个无可救药的傻蛋也自发地一起歌唱。我发觉绑马尾的红发女生也注意到了，于是我们相视而笑地唱着。我不会唱这首歌，但当我们唱到啦啦啦的部分，我便加入大家，尽我所能高声大唱。我往窗外望去，召唤着未来。再过一会儿，就一会儿，下课铃响，全班一涌而出。我拿着书包逃到外面，看见我们的公寓管家正等着，就牵住他的大手。他陪我和哥哥走回家，我心想回到家时我已累得记不起班上每个人了，即便如此，一想到马上就能见到母亲，我便加快了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