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的客厅里有个书柜，在难得打开的玻璃门后，在积了灰尘的《生命百科全书》、一排泛黄的少女小说以及我美国伯父的医学书籍当中，有一本与报纸一般大的书，我在学会阅读不久后发现了它：《从奥斯曼一世到土耳其国父：六百年奥斯曼通史》，我喜欢它挑选的主题及其丰富神秘的插图。我们的公寓和洗衣店在同一层楼的那段日子，或每当生病无法上学，或无缘无故旷课，我便上楼去祖母的公寓，坐在伯父的书桌前，将这本书里的每一行字连续阅读多次。后来当我们住出租公寓，每逢去探望祖母，我都会把这本书取出来读。
我尤其喜欢描述奥斯曼历史的手绘黑白图片。在我的教科书当中，那些历史是没完没了的战争、胜仗、败仗与条约，是以自豪的民族主义口吻讲述出来的历史，可是在《从奥斯曼一世到土耳其国父》中，却是一连串奇珍异物和奇人怪事——罗列了叫人毛发倒竖、惊心动魄、时而令人作呕的图片。在此意义上，这本书就像奥斯曼仪典书里的游行队伍，队员在行经苏丹面前时进行一连串的奇特表演，又好像走入给这些轶书配插图的细密画中，坐在苏丹身旁，从今天的易卜拉欣帕夏宫殿眺望窗外的苏丹阿密广场，审视帝国的财富、色彩与奇观，多种多样的工匠，每个人身穿自己的工作服。我们喜欢说自己在共和国成立、土耳其成为一个西方国家之后便切断了奥斯曼的根基，成为更“理智而科学”的民族。或许正因为如此，坐在现代化的窗口注视我们理应遗忘的奥斯曼先人们种种奇怪、陌生、人性的现象，是如此激动人心。
就这样，我读着杂技艺人走在两艘船的桅杆之间拉起的钢索横越金角湾，以庆祝苏丹阿麦特三世之子穆斯塔法王子举行割礼，研究关于这件事的黑白插图。我还发现，我们的“父辈们”认为把平常人与靠杀人为生的人葬在同一个墓地不成体统，于是在埃于普的卡亚第巴宜里特别为刽子手设置了一处墓地。我读到奥斯曼二世时代的1621年是个寒冬，整个金角湾和部分博斯普鲁斯海全结了冰；跟着书中的许多插图一样，我从未想过小船系在雪橇上和大船困在冰中的图片反映出的画家的想像能力甚于历史事实，我对它们百看不厌。描绘阿布杜勒哈米德二世时代两个著名疯子的插画也很有趣。第一个疯子是男人，习惯光屁股走在街上，尽管文雅的画家把他描绘成因羞愧而披上衣服；另一个则是被人叫做“尤泼辣夫人”的女疯子，找到什么就穿什么。根据作者的说法，疯男人和疯女人每回见面便展开激烈的争斗，因此他们被禁止通过那座桥。（“那座桥”：当时没有任何桥横跨博斯普鲁斯，只在金角湾上有一座桥——加拉塔桥，1845年建造于卡拉廓伊与埃米诺努之间。到20世纪末，桥已重建三次，但原来的木桥简称为“那座桥”。）就在这时，我的眼光落在一个男子背着篮子被绳子绑在树干上的图片上，我继续读下去，发现一百年前有个流动面包贩把他的马和货物拴在树干后，自己在咖啡馆里玩牌，一个名叫贝伊的市政官员于是把面包贩拴在树上，对他折磨无辜的牲畜进行惩罚。
这些故事有许多出自“当代的报纸”，其真实性有多少?比方书里告诉我们，15世纪有个麦合特帕夏因试图镇压一起暴动而丢了脑袋，他的部下因看见他的断头而终止叛乱。这件事或许是真的，也或许，就像许多相同处境的人，他们把大臣的头扔来扔去以表示愤怒。但这些人可真如插图中所做的——拿帕夏的头当足球踢?我不曾多想这些问题，宁可往下读16世纪的“收税官”绮拉。据说她也是萨菲耶苏丹的“收贿官”，在另一起叛乱中惨遭碎尸万段，曾贿赂她的每个人都在门上钉了她的一小块身体部位。我略带惶恐地看着钉在一扇门上的一只手。
科丘——我稍早介绍过的四位忧伤作家之一——着墨最多的是另一个主题，其怪异可怕的细节使西方旅人也为之颤动：伊斯坦布尔施虐者与刽子手的行刑手法。埃米诺努有个地方专为所谓“吊钩”而修建。滑轮把一丝不挂的犯人吊起来，以钩子串起，绳索一松，便坠落下去。还有个近卫步兵，爱上一个教长的妻子，绑架了她，剃光她的头发，将她打扮成男生，带着她在城里走。逮到他时，他们打断他的手脚，将他塞进添了破油布和火药的炮筒里，射向空中。“保证令人胆战心惊的行刑法”是《百科全书》对另一种可怕刑罚的描述方式：赤条条、脸朝下的犯人被绑在十字架上，借着钻入他肩膀和臀部的蜡烛光线游街示众。我对裸身犯人的反应不无带着某种性的战栗，而把伊斯坦布尔历史看成是陈列死亡、毒刑与恐怖的黑白图画，也颇为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