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中期，母亲每个礼拜天早上都去报摊买一份《晚报》。跟我们每天看的报纸不一样，这份报纸不送到我们家。父亲知道母亲为了阅读以笔名GülPeri（“玫瑰—女神”）匿名发表的社会八卦专栏“你听说了吗？”而亲自去买《晚报》，一有机会就取笑她。从他的嘲笑中我了解到，对社会八卦感兴趣是个性软弱的表征，等于无视于记者躲在笔名后头发泄对“有钱人”（包括我们交往的或希望自己成为的那些人）的怨气，编造有关他们的谎言。就算不是谎言，这些本领不佳而引来社会专栏关注的有钱人，过的也不是模范生活。然而，这些洞见却阻止不了我父亲去阅读这些专栏，并予以采信：
可怜的玛登西!她在别别喀的房子遭了小偷，却似乎没有人知道丢了什么。让我们拭目以待，看警方能否解开这个谜。
摩妲罗去年夏天没去海里游泳——都是因为她摘除了扁桃腺——今年夏天她在库鲁色斯梅岛玩得很愉快——尽管我们听说她仍有点烦躁。我们就别问原因吧……
伊琶去了罗马!这位伊斯坦布尔名流看起来从没如此快乐过。不知她高兴的是什么?是不是她身边那位时髦男士?
莎莉耶以往在布约克卡达避暑，但现在她抛弃了我们，回到她那位于卡普里的别墅。毕竟那儿离巴黎近多了哪!我们听说她将举办几次展览。这么说，她何时才让我们看她的雕塑?
伊斯坦布尔的名流遭毒眼迫害!经常出现在本专栏的许多达官贵人都病倒了，紧急送医手术。最新的坏消息来自深受哀悼的埃斯雷夫，他家位于恰姆勒加，古儿苏在这儿的月光派对度过美好的时光……
“所以古儿苏也摘掉了扁桃腺吧？”母亲说道。
“她先把脸上的肉球摘掉会好一些。”父亲戏谑地说道。
有些名流被指名道姓，有些则不，但从他们一来一往的对答当中，我推断我的父母亲认识这些人，他们对母亲而言之所以有趣，是因为他们比我们有钱。母亲羡慕他们，同时却又对他们的财富不以为然，这从她时而说他们“上了报”的谴责看得出来。母亲的看法并不特别，当时的伊斯坦布尔人大都强烈认为有钱人不应在大庭广众下摆阔。
他们甚至公然说出来，却不是呼吁谦卑，也不是想避免自傲——两者皆未表达出新教徒的工作伦理——而仅仅是出于对政府的恐惧。几个世纪以来，执政的奥斯曼帕夏把其他的有钱人——大半本身就是拥有权势的帕夏——视为眼中钉，利用任何借口杀害他们，没收其财产。至于在帝国最后几个世纪里贷款给政府的犹太人，以及在商场和工艺界功成名就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他们都沉痛地记得二战期间被课征惩罚性的财富税，进而被没收了土地与工厂，还有1955年9月5、6日的动乱期间遭掠夺焚烧的商店。
因此，如今涌入伊斯坦布尔的安那托利亚大地主以及第二代企业家，颇有炫耀财富的胆量。很自然，依然恐惧政府的人或我们这些由于无能以至于拥有的财富未能超过一代的人，认为这种胆略不仅愚蠢且庸俗。有个第二代企业家，当今土耳其第二富有的家族家长萨班哲，因他的讲究排场、古怪见解和违反习俗的行径而遭人讪笑（尽管没有哪家报社写过这些，惟恐广告收入流失），但他粗野的勇气使他效法美国煤炭大王弗里克，让自己的家成为1990年代伊斯坦布尔最优秀的私人博物馆。
虽然如此，我童年时代的伊斯坦布尔富人们内心的种种焦虑并非毫无根据，他们的谨慎亦非毫不明智。政府当局对每一种生产形式依然虎视眈眈，而若想真正致富就非得跟政客打交道不可，因此大家都认为即使“善意的”有钱人也有不清白的过去。在祖父的钱财用光之后，父亲不得不为土耳其另一大企业家族的家长科克工作多年。就算拿上司的乡下口音或他的笨儿子的知识缺陷开玩笑，父亲仍不情愿，气愤时他会说，这家人在二战期间发的财，与国内当时必须忍受的饥荒和排队购粮大有关系。
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我未曾将伊斯坦布尔的有钱人看做其聪明才智的受惠者，而认为他们是老早抓住时机贿赂政府当局发了横财的人。到1990年代，对政府的恐惧稍稍平息，我估计他们大半快速致富，毕生致力于隐藏财富，同时企图使他们的社会声望合法化。由于致富无须运用知识，这些人对书本、阅读或下棋毫无兴趣。这与精英主义的奥斯曼时期迥然不同，当时出身卑微的人若想步步高升、发财、当上帕夏，仅能凭借教育。共和国初年，随着苏菲僧侣道堂的关闭，对宗教文献的否定，字母的改革以及主动转向欧洲文化，想通过教育提升自己已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