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父亲、长兄、祖母、叔伯姑嫂们——我们一大家子全住在同一栋五层楼房的不同楼层。在我出生前一年，家族各支系（如同许许多多的奥斯曼家族）同住一栋石造大宅。1651年，他们将石宅出租给一家私立小学，在隔壁空地盖了后来被我视为家的现代建筑，依当时的习惯，他们在门面上张贴一块饰板，上面写着“帕慕克公寓”。我们住四楼，但打从脱离母亲怀抱，我便在整栋楼房里趴趴走，也记得每层楼至少有一架钢琴。在最后一位单身伯伯终于搁下报
纸去结婚后，他的新婚太太搬进她将看着窗外度过半世纪余生的一楼公寓，带了她的钢琴过来。没有人弹过这架或其他几架琴，或许这正是我觉得如此哀伤的原因。
但不只是没人弹的钢琴而已。每一间公寓里还有一个上锁的玻璃柜，柜子里陈列着没人碰过的中国瓷器、茶杯、银器、糖罐、鼻烟盒、水晶杯、玫瑰香味的水壶、餐具和香炉，虽然我偶尔在这些东西当中找地方藏小汽车。屋内有珍珠镶嵌的废弃书桌，不见头巾的头巾架，后面未藏任何东西的日式屏风和新艺术帘幕。书房里的玻璃柜内，放着我那医生伯父积尘的医学用书：打从他移民美国之后二十年来，谁也没碰过这些书。在我童稚的想法里，这些房间的布置不是为活人，而是为死人。（每隔一段时间，某间客厅里的咖啡桌或雕花斗柜会消失不见，结果出现在另一层楼的另一间客厅。）
祖母若是觉得我们在她的银丝椅上坐没坐相，便会提醒我们注意:“坐直了!”客厅不是让你坐得舒服的地方，它是为某位假想中的访客展现这是一户西化家庭而布置的小型博物馆。斋月期间不斋戒的人，身处这些玻璃柜和毫无生气的钢琴当中，或许比盘腿坐在摆满座垫和长椅的房间里来得心安理得。虽然大家都知道西化可脱离伊斯兰的律法，却没人知道西化还有什么别的好处。因此你不仅在伊斯坦布尔的富裕人家看得见客厅博物馆，之后的五十年，土耳其全国各地的客厅都看得到这些杂乱沉闷的西方摆设。随着1970年代电视的到来，这些摆设才不再流行。一旦发现原来坐在一起观看晚间新闻如此愉快，大伙的客厅就从小型博物馆变成小型剧院——虽然你仍听说古老的家族把电视摆在中央过道上，博物馆客厅则上了锁，在假日或贵宾来访时才打开。
由于楼层间往来频繁，我们这栋现代公寓楼房里的门通常不关。哥哥开始上学后，母亲让我独自上楼，或者我们一块儿走上楼去探望卧病在床的祖母。她客厅里的薄纱窗帘总是拉着，反正影响不大，因为隔壁的建筑距离很近，房间昏暗得很，早晨时分尤然，于是我会坐在大张的厚地毯上，发明游戏自己玩。我把某人从欧洲带给我的小汽车排成整齐的一行，一辆辆进入车库。随后，我以地毯为海洋，桌椅当小岛，让自己在小岛间弹来弹去，脚不踩到海水（几乎就像卡尔维诺笔下的男爵一辈子在树和树之间跳来跳去，脚不着地）。若玩腻这种空降冒险或把沙发椅臂当马骑的游戏（其灵感可能来自黑贝里亚达的马车回忆），我还有另一个在成年后每逢无聊仍会玩的游戏：我想像我坐的地方（这间卧室，这间客厅，这间教室，这个兵营，这间病房，这个政府机关）实际上是别处。白日梦做累了的时候，我便躲入摆在每张桌上、每面墙上的照片中。
由于不曾见过钢琴用作其他用途，我还以为家中摆钢琴是为了展示照片。在祖母的客厅里，没有哪个平面不是布满大大小小的相框。最显眼的两幅大肖像照，挂在未曾使用过的壁炉上方：一幅是祖母的盛装照，另一幅则是1934年过世的祖父。从照片挂在墙上的位置以及祖父母摆的姿势（稍微侧身朝向对方，这仍是欧洲王室伉俪邮票流行的风格）来看，任何人走进这间博物馆客厅跟他们高傲的目光相遇，都会立刻看出故事得从他们讲起。
他们两人都来自马尼萨附近的戈尔代斯；他们的家族被称为“帕慕克（棉花）”，因为他们皮肤白，头发也白。祖母是切尔卡西亚人——以高挑貌美著称的切尔卡西亚女子在奥斯曼后宫极受欢迎。祖母的父亲在俄土战争（18771878）期间移居安纳托利亚，先在伊兹密尔定居（传说那边有一处空屋），而后迁居伊斯坦布尔，我祖父在那儿念土木工程。他在1930年代初期发了大财，当时的土耳其共和国对铁路建设投入巨资，而后他开了一家大工厂。工厂坐落在注入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郭克苏河两岸，制造绳子、麻线、干烟草等各种产品。他1934年过世，时年五十二岁，留下大笔财产，让父亲和伯父怎么用也用不完，尽管他们有一长串失败的商业冒险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