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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11-15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刘天诚 点击:
  一
 
  拜访完薛福顺老先生后,我翻出我旧年写的诗,其中有一篇叫《奔跑的云朵》:
诗
 
  云在河上,云在山峁
 
  云,御风而行
 
  沙沙的尘土,掉在草木中
 
  云大约是不走回头路的,天空也从来不曾洁净过,只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灿烂霓霞隐身的阴霾。那沉闷的尘土声将大地戳了一个洞,草木深处躺着一条看见或看不见的透明的鱼……我那时喜欢写这样的朦胧诗,有些意象朦胧到连自己也看不懂。诗原来是青春时的事,我已经有很多年不再动笔,我在读了薛福顺先生的《往事回眸》以后,突然想到了那奔跑的云朵,他一生的经历折射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有时跑在云前,有时落在云后,跑在云前时风光无限,落在云后又变得万劫不复。
 
  风雨如磐啊!
 
  认识老先生偶然。2016年6月30日,麻城市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从6月30日下午到7月1号,天河像决堤似的,暴雨倾泻,从山峦到平畈,从城市到乡村,成为一片泽国。暴雨造成的损失,据市府发出的信息说:特大暴雨连续袭击麻城28小时,降水428毫米……受灾人口105万人,紧急转移5.62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5.4万公顷,直接经济损失17.5亿万……在洪水肆虐中,有些农户一辈子积累的财产一瞬间被滔滔洪流化为乌有。洪水退后,田园房屋桥梁道路千疮百孔,不忍目视。这场洪水,真的是百年不遇,它为那些受灾群众造成的创伤,恐怕将永不忘怀。洪涝发生后,百万麻城人民全身心投入到抗洪救灾中,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天天上演。伟人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但天就是天,在人类还算发达的今日,大自然的意志还是无法逆转,只能拼命去抗衡,让“天”对人类的戕害降到最低。面对特大灾情,各行各业党员群众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募捐建议,为重建家园出钱出力。7月4日,大雨还未停息,老先生拿着5000元走进市人大老干科,作为特殊党费表达自己的抗洪救灾心愿……
 
  对于捐款,钱多钱少其实不是特别重要,不过钱多总比钱少好,多一块钱就能多一块的用处。5000元,不是一个惊天的数目,也许不够那些叱咤风云的官爷或款爷一顿餐桌上的推杯换盏,但扪心自问,有多少个比薛老先生富有、甚至富有一百倍的人,就是将它怀揣在口袋中,没有让它露头。所以,先生的义举,吸引了我们的眼球。那天,我们走进了老先生家,和先生交流了大半晌,对先生的经历产生了兴趣,觉得实在有作一篇文章的必要。
 
  二
 
  先生是1930年人,算起来已经86岁。86岁的高龄,不驼不弯,说话爽朗,中气十足,乍一看真不像是快九秩了。先生健谈,或许与多年的行政工作历练有关,一些过往的经历在他的脑海中如数家珍,那生活的酸甜苦辣,至今还像一把斩向流水的刀,带着最真实的快感和痛感。
 
  先生祖籍河南济源,从小的经历像一本苦难的书。兄姊10人,排行老幺,父亲在他八、九岁时抱病而逝,留下年迈的母亲在连连饥荒中惶惶不可终日,日本人到了中原后,他们跑反,他们乞讨,他们被人白眼,他们奄奄一息。不久母亲也追随父亲走了,先生和自己的三哥逃到山西,长工短工,饥寒交迫。生活的哀苦让他们看不到明天的曙光。为了吃饱饭,13岁就成了八路军的一名“磨官”,“磨官”就是磨面的,每天牵着牲口转。先生早年的这种经历,是旧中国多数劳苦大众生活的写照,一个积贫积弱而又动荡的国家,生民注定要遭受磨难,这是铁的真理。尔后在枪林弹雨中,先生随着大军转战南北,每天就是行军、打仗,打仗、行军,中原解放后奉上级令就留在大别上进行土地改革,那个时候才20岁左右。对于现在的人来说,20岁的青年多半稚气未脱,但对于饱经风雨洗礼的他们来说,20岁,生命的血与火、伤与痛让他们早已经成熟。先是在胜利县做商贸工作,后来到木子店改做行政,胜利县撤并后,依然留在木子店,从区委副书记做到了区长、区委书记。生活仿佛一马平川,但在变革年代,个人的命运总与时代的风浪卷在一起,从来不会因为自己的意志而转移。1957年总路线出台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如一针强心剂,将人们沉滞的心思沸动了。总路线本身没有错,在百废待兴的时代,的确要加快建设步伐,改变一百年来的落后面貌,但随之发生的大跃进,一句“赶超英美”的口号,就变得躁狂。
 
  先是人民公社欣欣向荣,全民大炼钢铁,土法上马,村村建炉,处处冒烟,古树名木无一幸免,全身心生产出的废钢,导致稻谷瘫在田中无人收割,本来丰收的年份变成了歉收。接着粮棉产量卫星上天。从稻谷亩产一千到五千,七千,一万,最后还变成了三万六,先生和所有人一样躁狂,为了夺红旗,牛皮越吹越大,吹到最后终于吹破了,吹成了笑话。在这大跃进的狂潮中,东木区的名头一直响彻湖北,作为一区之书记“居功甚伟”。稻谷产量吹牛皮带来的后果,就是上交国家公粮滚翻。钢产数可以作假,稻谷亩产数也可以作假,但上交到国家的余粮却需要真金白银,这个时候作为区的主要领导再是真的急了,在区党委会上,他按捺不住内心的火气,说:“县委拉蛮,×书记拉蛮,不了解我们实际情况,前年我们的任务180万斤,去年变成了240万斤,今年一下子翻到了800万斤……”他的这些不合时宜的话变成了小报告传到了时任县委书记的耳中,从领导印象中的先进变成了后进。后来,因为对刮共产风有些意见,就上纲上线,变成“否认大跃进”、“攻击大炼钢铁”、“反对总路线”、“反对县委”而成了右倾分子接受批判。县委随后发了一个文件,标题是“关于严重个人主义发展到反党薛福顺的结论”(这标题今天怎么读都别扭,语句也不顺畅),尔后被撤职降级,下放到水库进行改造,青眼过后享受着白眼。
 
  若干年后,先生在总结这段过往时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加上大炼钢铁,使我从云端中跌进深渊,付出了应有的代价。痛定思痛,如今我想明白了,当时弥漫全党的盲目狂热空想成真的心态,加上以指挥战争的思维方式指挥建设的惯性,特别是搞‘假、大、空’,不实事求是的坏作风,害了党,害了人民,也害苦了热心干事的各级干部。”
 
  只有经历这段历史风云,才有这么痛的悟。马克思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说到底,政策的制定者没有“实事求是”。
 
  三
 
  抛开四清受到的冲击不说,轰轰烈烈的***开始,他一夜之间变成了走资派。
 
  我对走资派没有印象,但对70年代“投机倒把”分子还有模糊的记忆:他们耷拉着头,胸前挂着一个纸壳子标牌,上面用浓浓的墨汁写几个大字,大字上还要划红色或黑色的“××”。他们或在批斗会场的台上跪着,在一遍一遍高呼的打倒声中低下头,或者被一群手拿武器的革命小将押着走村串巷游行,被游行者在打倒声中还煞有介事向人们交代自己的罪行……我们那时小,看热闹只能看到这表面的情形,而对一切反革命深层次的怒火是我们根本看不到的,那些文攻武斗,从对张志新的惨无人道可见一斑。
 
  一夜之间变成走资派的他,或许想不通:论个人阶级成分是劳苦大众,论为翻身解放枪林弹雨,论对革命建设夙兴夜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这些都不容许他细想,波澜壮阔的运动将他卷在潮头,并且将要被潮头拍打。那个时候他在三河,走资派的代表,一场场批斗会上的主角。他谈到一次批斗会情况:会场上临时搭个台子,上面挂着“炮轰薛福顺”、“火烧薛福顺”的口号,名字倒着写,打上个大叉子,会场上千人,我们被押解到台上,两个红卫兵每人一只手抓住我的胳膊,另一只手按在脖子上,把腰按成90度,叫做“喷气式”,面向观众,头低到胯下,腰痛欲断。正是大热天,汗水滴到眼里蜇人,也不准擦……据说这还是比较文明的,不文明的当然是拳打脚踢,昏过去后就用冷水喷,醒后又打,像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反动派对待革命者。
 
  在三河区直各单位、各学校、各公社反复批斗,斗到最后身子虚弱,精神麻木,他失去了生的乐趣。实在想不通,革命几十年,竟成了革命的罪人,但就是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他被关在宿舍里,不能与家人团聚,妻子费了一番周折到宿舍中看他,他伤心地说:“你带好孩子,我不想活了。”妻子一听,简直吓坏了,泪水连连地安慰他:“你我都是苦出身,你从小参加革命,历史上没有问题,工作中有错误,只是个改正问题,我们要相信毛主席他老人家……只要你态度好,别乱发脾气,肯定打不倒。再说,你真要自己找道死了,还要说你是叛党,那就更洗刷不清了……”
 
  他的妻子郑冬茹,一位农村的普通姑娘,虽没有读多少书却知书达理,娴静宽厚。在那个时代,有多少夫妻,为了各自的前程劳燕分飞?但也有许多家庭,在风雨飘摇中相濡以沫,不离不弃。多年以后,当他谈起这段经历,对逆境中妻子对自己的贴心实意,依然说不出感动。台湾诗人周梦蝶有一首著名的诗《四句偈》:
 
  一只萤火虫,将世界
 
  从黑海里捞起--
 
  只要眼前有萤火虫半只
 
  你我
 
  就没有痛苦和自缢的权利。
 
  郑冬茹或许没有读过这首诗,但她就是他生命中的那只萤火虫,在他困顿和迷茫时,给了温暖和光亮,哪怕微弱。不管怎么说,活着就是胜利。撇开政治人物不说,在国家动乱中,有多少杰出人才,因为不堪侮辱,而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老舍、吴晗、邓拓、傅雷、闻捷、范长江……一场浩大运动的牺牲品。无数的事实早已证明,十年浩劫是一个民族的悲剧。而今天网络上有少数人还在怀念那个时刻,因为没经过磨砺,不知道斗争的残酷。
 
  四
 
  1968年7月,主席终于发话了:“要文斗,不要武斗。”全国斗争的形势得以缓解,他也被县委领导点名解放了。依然在三河口,一边领导运动,一边领导生产。一年后的七月,暴雨如注,河水猛涨。雨量最大时,一天一夜达到390毫米,房屋倒塌,公路被毁,境内三河水库发生重大险情。时任县委领导李少南拉着他的手说:福顺啊,下游二十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就掌握在你的一双手中,你要确保安全度汛!他带领区直机关干部和人民群众一头扎在雨幕中,临上大堤时,妻子郑冬茹眼泪汪汪说:“天冷了,你还有一件新咔叽布衣服,这是你最好的衣服,你就穿上它吧。”她知道在抗洪中哪里有危险他就会往哪里冲去,她不能阻拦,更不敢说那些不吉利的话,心里却仿佛生离死别,想到假如被洪水冲走,至少有一件新衣服陪伴在身边。
 
  大雨在脸上啪啪响,1500名群众冒险上了大坝,坝上风大浪高,一不小心就可能被洪水卷走。那个时候抗洪没有什么机械设备,只有靠人手提肩扛。在雷鸣电闪中,水落成了一片雾,人在雨幕中变成了模模糊糊的影子,而“人在坝在”、“水高一米,坝高一丈”响亮的口号比风声、雨声、雷声更加高亢,一个个管涌险情硬是被人心扑灭。他七天七夜没合过眼、没下过大坝半步,终于带领大家保住了大堤,保住了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等到洪峰过后,又投入到紧张的生产自救中,他们当年提出的口号是:誓将重灾变轻灾,争取轻灾变无灾。
 
  1969年的洪水也是百年不遇的,洪水过后,麻城大搞人海战术,修河筑坝。在我的记忆中,每到冬闲,父辈们就会参加水利工程大会战,留在家里的女人们也三不三去工地突击,鸡叫时起床,黑灯瞎火回来。那时候全国高唱“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兴修水利轰轰烈烈。薛福顺先生后来指挥了碧绿河水库大会战,他其时已经回到了县委,成为那场战役的总指挥长,两万民工的头头。那年春节他就是在河堤上与民工一起度过的,此后还参与了举水的治理。那个艰苦的年代,河堤上到处都是锣鼓喧天,红旗招展,歌声、口号声响彻工地。人们虽然劳动沉重,生活清苦,但革命斗志从来未曾松懈。
 
  他一生有很多年都与土地打交道,深知水的厉害。“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朴素的道理多数人只当做一个哲学的命题,他可以不去理会,而变水害为水利却花了他半生心血,或者说折腾了他半生。曾经改造山河的人海战术,或许劳过民,伤过财,被老百姓内心抵触过,或许因为长官意志,罔顾科学盲目蛮干过,但它对农业生产、农村建设发挥的作用也无可估量。改革开放后,农业生产取得连年丰收也分享的是那时水利建设的红利。后来,集体经济的削弱和为发展经济滥砍滥伐,盲目开发导致环境一天天恶化,人们势必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诚然,98长江洪灾以后,党和政府对水利建设高度重视,斥巨资对水库河堤塘堰进行整治,但洪灾还是时常发生。这些水患的发生,究竟是天灾无法抗拒还是因为其它因素,森林、植被、土壤、乱填乱建、水道壅塞,如此等等都应该引起当政者的重视。每一个悲剧的发生必然有发生的道理。孟子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当我们向那些抗洪救灾的英雄们致敬、向那些深受水患戕害的人民表示莫大的关切和支持时,也应该对那些罔顾环境、偷工减料豆腐渣工程决不能容忍。
 
  历史的悲剧不希望重演。但常常重演。
 
  五
 
  此后的生活顺畅得多。他走上政法战线,担任公安局长。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下,举起两只拳头,一只拳头打,一只拳头防。打的是犯罪,政治的,经济的;防的也是犯罪,政治的,经济的。以一个外行深入犯罪现场去破案,以一个外行沉到基层,建立了基层治保组织。***结束后,在拔乱反正中,他还肩负一个责任,为冤假错案平反,为五类分子摘帽。
 
  建国以来阶级斗争的成绩之一就是制造出一大批地、富、反、坏、右分子。其中,有名副其实的反动,也有大批错案,这些五类分子和他们的后代,在政治阴云中一直抬不起头来。政治无奔头,参军无想头,升学无盼头,婚姻无念头,沉重的思想包袱让多少看不到熹光的人走上绝路。据说为五类分子摘帽,最初有很多革命干部想不通,在他们的意识里,这些被运动斗惯了黑五类,一旦摘帽,再要来运动还不知斗谁。可见当时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是多么尖锐。我的祖父就是一名被斗惯的地主,长年耷拉着头,说话声音也不敢大。祖父的成分是地主,父亲的成分自然就变成了富农,我就成为了富农的子弟。记得刚上学时,报名表都要填成分,贫农、下中农的趾高气扬,中农的羞羞答答,地主、富农的像做了贼似的,不愿多啃一声。那个时候,最怕的就是填表,后来摘帽了,一律填“社员”,就舒服得多。稍微庆幸的是,我的祖父终于等到了那一天。我记得那一年是1979年的初春,春节刚过,祖父从大队部回来,长吁了一口气,曾经眜起的眼睛也睁开了,一个多月后祖父就安详而去。在他生命的最后,或许从未想过云开日出。我们因为有这段经历,所以恢复高考后,兄妹三学习都勤奋,由那时唯一的一条独木桥走出了乡村,虽然在以后的工作中没有什么建树,但总算为祖父为父母争了一口气。我祖父、我父亲,甚至我的摘帽,正是在他主导下的,现在想来还是嘘唏不已。
 
  进入八十年代,从公安局长到常务副县长,他的工作更忙了。他说:“从内心深处讲,出身贫穷受过苦难煎熬的我,的确想为群众多办些实事、好事。”他主导了旧城改造,从公共设施到市政建设,包括护城河扩建,幼儿园危房重建,妇幼医院、麻城商场新建,为麻城从一个县城向一个县级市发展奠定了基础,当然还做了其它很多工作,虽然有压力,但再也不怕跟错了路线,一门心思谋发展,舒心多了。再后来,顺理成章进入人大,直至离休。
 
  六
 
  他经历一个伟大的时代。从革命成功到革命建设。
 
  他见证了共和国成长的风风雨雨,并且在风风雨雨中洗刷着自己,也洗刷着别人。包括灵魂的改造。
 
  他们淳朴,他们亢奋。他们乐观,他们迷茫。他们奔跑,他们寻找。他们走过阳光大道,也深陷过沼泽泥潭。他们对精神火花的追求,远远压倒了物质的诱惑。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一群有信仰的人。而信仰,正是现在所缺的。
 
  每一段历史都有自己的盲点。再伟大的时代也是一样。
 
  先生在《往事回眸》总结了自己的一生:“革命60年,我有成功的喜悦,有为民造福的兴奋,也有惨痛的教训。可以说,我个人的历史,就是我们民族历史、国家历史的缩影。”
 
  诚如斯言。
 
  他与一个时代的故事,就像举水河的流水。在波光摇曳中,当年,这水安静或汹涌地流淌着,发出了不同的声音。现在,那些记忆之水已经走远,再也回不来。
 
  像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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