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父亲出生于西部一偏远农村，这里贫瘠而宁静。记忆里儿时的村子有百十来户，每日晨暮都可看到炊烟袅袅，闻得犬吠鸡鸣，空气里散发着浓浓的生活气息。

　　我能从记忆中检索出最早的父亲的形象，是一个严厉的不敢靠近的人，这种映像很久都没有改变。父亲瘦高，衣服总干净整洁，上衣口袋必插一支钢笔。父亲走路上课都腰板笔直，如他的性格般耿直倔强。父亲初中毕业就做了一名代课教师，因读书时适逢文*，没有好好念下去。或许父亲的严肃与不苟言笑，除了性格之外也有部分是源于他的教师职业习惯。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纸文件让当了近十年教师的父亲突然失去了工作。父亲带着行李从学校回来时，见到奶奶和母亲抹眼泪，但并未见到父亲的异样，父亲确实不善表达更不愿意表达。父亲很快开始了新的谋生之路，给村民们画风景(当时农村流行的一种挂墙上的装饰物)、画墙围(北方人大炕的周边围墙)，也学会了给人照相挣钱。父亲还会给黑白照片上色，变成彩色照，看着很神奇。尝试了很多行当之后，父亲终究还是谋得了村里一名民办教师的工作，虽然一年收入不到公立教师五分之一，至少，这个身份在村里能受人敬重。进入80年代，一声惊雷响农村实施了包产到户，我家也分到了地。于是父亲便一边教书当教师，一边田间劳作当农民。那时家乡连年闹灾荒，农民们很苦。有个别胆子大的人开始外出谋生，邻居的一个本家爷爷就是首个吃螃蟹的人之一。他去了北部一个牧区讨生活，一两年回村后突然变成了“有钱人”，乡亲们羡慕之极。在本家爷爷的撺掇下，父亲依然没有放弃他的教师梦，坚持留守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留守着那些渴求知识来改变命运的农村娃。

　　后来全家靠着父亲微薄的工资和几亩薄田勉强维系，可屋漏偏遭连阴雨，母亲终因过度劳作积劳成疾，几乎丧失劳动能力，重担便由父亲一人挑了。很快，我们哥俩又都先后上了中学，为了我们能接受更好的教育，父亲设法把我们送到了县城读书，这样他的负担就愈加沉重。迫于生计，父亲给人照相的同时，又学会了打月饼(当地中秋节的一种月饼加工)、卷炮(二踢脚炮仗制作)、维修小家电等，成了乡里远近闻名的“万能人”，而唯有我们深知，父亲已在疲于奔命，勉强支撑了。只是重压之下，父亲的腰板依然笔直!

　　我们在县城读书时，父亲定期骑着自行车从村里给我们送面、送土豆、送学费。与此同时，当地农民种田基本看天吃饭，年景不好，村民们的日子就基本无法维系，村里外流(外出打工谋生)的人也就越来越多。都像候鸟一样，春节回村，光鲜亮丽，年后又继续外出打工。尤其是邻居的本家爷爷似乎真发了财，回村探亲算是衣锦还乡了，家家奉为上宾。一年，腰包鼓鼓的本家爷爷来我家串门，听到我们因读书负债累累，就问我们读书有用吗?父亲却从未曾动摇，即使连我们都动摇了，曾琢磨过放弃学业去谋个营生贴补家用，但都被父亲坚定严厉的眼神拒绝了。

　　父亲一身技能，却割舍不下民办教师的职业。虽然民办教师的收入少的可怜，还经常被村干部各种理由拖延。父亲的坚守，是因他爱这个工作，或许还有个信念，就是希望哪天能有个身份——转正成为国家公立教师。这种信念，让父亲历经各种磨难始终没有放弃：当年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莫名被人顶替、受校长排挤评职称的申报材料基本都出不了乡、辛苦一年的劳务费被无端克扣等等，我们极少听到父亲的抱怨，他总是默默承受，不会走捷径，不会向上面低头，只是默默努力去改变自己!

　　我们高中毕业时，已至90年代。村里早出去的人们像当年走西口一样，一去不回头。人走的多了，村里渐失昔日的热闹。父亲却一个人坚守着空荡的学校和寥寥的学生，显得孤独而悲怆。后来我们哥俩先后上了大学，成了村里的榜样。金榜题名的喜悦无法回避更加沉重的负担，父亲已经不堪负重，更加黑瘦。记得每到开学前一晚，父亲就出去了，四处为我们借钱凑学费，淳朴的乡亲加上父亲的威望，总不会空手而归。只是重负之下，不善言辞的父亲更加沉默寡言。一年放假回来，父亲早早来到县城等我们，回村后，母亲告诉我们，父亲第一次说想我们了，母亲的话让我真真感受到了父爱如山的厚重。

　　到我们上大学，父亲已是20多年教龄的乡村民办教师。1995年，父亲还被评为全国“希望工程园丁奖”，我在一份北京青年报上看到了父亲的名字，寄给了父亲，父亲认真地保存了起来。不久后，赶上县里有政策，通过考试转正部分民办教师，父亲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学生”生涯，积极备考。正读大学的我们用我们所学“反哺”父亲，教他微积分、线性代数等知识，五十多岁的父亲学的很认真。后来父亲以全县第11名的成绩转正了。这一次，是父亲真正靠能力实现了他的夙愿，不再担心受人排挤、不再担心被另眼看待，过往的一切屈辱此刻化为乌有。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公立老师，对于父亲是一种认可，也是个荣誉，更是他坚持多年的信念，父亲异常看重。

　　我们先后大学毕业，已快进入新世纪了。这些年父亲在村里教书几乎影响了所有家里有娃的家庭，村里多数人家都非常重视孩子们的读书上学，在我们之后陆陆续续有更多村里娃考上大学走了出去。同时随着村民的持续流失减少，上学的孩子也越来越少，村里的学校在上面统一的政策下不得不关闭了，父亲被调到了乡里的小学。父亲走时，出现了电影里的一幕，村民们追出好远，希望父亲留下，其实父亲是改变不了政策的。村民们对父亲的不舍，基于父亲每年交出的优秀成绩和对每个孩子的负责和帮助，在父亲30年的教书生涯中，他做了很多的“小事情”，自掏腰包帮助家庭困难的学生垫付学费、去家里游说不愿让孩子上学的家长把孩子送回学校、不分上下课时间辅导每一位掉队的学生……。在他的影响下，小小村子走出了几十个大学生，还有读了博士后的。这在临近几个村子，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工作后，还清了读书时家里欠的所有债务，还在县城给父母买了房子，让他们搬到了县城居住。后来我们先后离开体制内单位，外出创业。对于我们的选择，父亲没有阻碍我们，只是表达了他的担忧，扔了铁饭碗去折腾，总感觉不踏实。这个可以理解，父亲坚持了一辈子，等来了转为公立教师，虽然转正没几年就退休了，“铁饭碗”的份量在他心里是何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