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过去的统计，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有两百名农奴，此外她还有个大靠山。从另一方面说，冯·连布克一表人才，而她已经四十开外了。有意思的是，随着他越来越感到自己是她的未婚夫，他还当真渐渐地爱上了她。在结婚那天上午，他送给了她一首诗。这一切她都很喜欢，甚至也很喜欢他的诗：四十岁可不是闹着玩的。很快，他就得到了某一官衔和某一勋章，接着他就被委派到敝省履新。
在束装就道来敝省履新之前，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竭力把自己的丈夫调教了一番。按照她的高见，他倒并非没有能力，他既会进入角色和锋芒毕露，又会老谋深算地洗耳恭听和保持沉默，他掌握了某些非常得体的风度，甚至能够发表演说，甚至还有某些只鳞片羽的自己的想法，还浮光掠影地掌握了某些最新潮的不可或缺的自由主义。但是她还是放心不下，因为他不知怎么突然变得非常迟钝，在长久地、没完没了地寻求职务升迁之后，竟断然开始感到需要休息了。她想把自己追求功名利禄之心灌输给他，可是他却忽然开始糊起了新教教堂：牧师出来布道，前来祈祷的人则虔诚地合十当胸，洗耳恭听，一位太太在掏出手绢擦眼泪，一位老者在擤鼻涕；最后响起了一只八音盒，这只八音盒是特意向瑞士定做后寄来的，尽管花了很多钱。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一听说他在干这事都气坏了，没收了他的整个作品，拿到自己的房间，锁进了抽屉；作为交换，她允许他写小说，但是必须偷偷地写，不许张扬。从那时起她别无指望，只能依靠她自己了。不幸的是她这人十分浮躁，而且不大懂得分寸。命运又让她当了太长时间的老姑娘。她那追求虚荣而又受了若干刺激的脑袋闪现出一个又一个想法。她有她的行动计划，她坚决想要支配全省，幻想立刻成为众星捧月似的人物，并挑选了突破口。冯·连布克甚至都有点害怕了，但是凭他的官场经验，他心中很快就有了底，对于越俎代庖本身，他根本无须害怕。最初两三个月甚至过得非常令人满意。但这时忽然出现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于是便开始出现某种咄咄怪事。
问题在于，这个小韦尔霍文斯基从一开始就暴露出他对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极不尊敬，而且还摆出一副有权对他吆五喝六的奇怪姿态，而对丈夫的地位一向十分看重的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却对此熟视无睹；起码认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这个年轻人成了她的大红人，他吃在他们家，喝在他们家，而且几乎睡觉也在他们家。冯·连布克开始自卫了，先是当着众人的面把他称作“年轻人”，呵护般地拍拍他的肩膀，但是他这样做并没有使对方变得知趣些。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总是好像在当面嘲笑他，甚至在进行显然很严肃的谈话时也这样，而且当着许多人的面常常会对他说一些出人意料的话。有一天，他回家后发现这个年轻人居然未经邀请就睡在他书房里的长沙发上。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解释道，他顺道来访，但是主人不在家，因此就“顺便睡了一觉”。冯·连布克很生气，又向妻子抱怨了这年轻人一顿，可是他夫人却嘲笑他的动辄发怒，而且还挖苦说，是他自己不知自重；起码，“这孩子”还从来不敢对她这样随随便便，不拘小节，不过话又说回来，“他天真而又富有朝气，虽然有点不拘一格”。冯·连布克听了这话后只能干生闷气。这一次她让他俩言归于好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非但没有请求原谅，反而开了一句粗鲁的玩笑搪塞了过去，如果换个时候，这样的玩笑很可能会被看作是新的侮辱，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人家却认为他认错了。安德烈·安东诺维奇的短处在于他一开始就做了许多件错事，悔不该把自己写小说的事告诉他。他想象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是个富有诗意的热血青年，而他早就幻想他的小说能够有个听众，因此还在他俩刚认识不久，有天晚上，他就把其中的两章念给他听。他听完后，毫不掩饰他感到很无聊，他很不礼貌地打着哈欠，一次也没有夸奖过这小说，可是临走时，他向他索要手稿，想带回去看看，以便闲暇时考虑一下自己的意见，安德烈·安东诺维奇居然把手稿交给了他。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归还这部手稿，尽管他每天都要跑到他们家来一两次，当问到他时，他只笑而不答；直到最后他才宣布，当时他就把这部手稿在街上弄丢了。听到这事后，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对自己的丈夫大为恼火。
“你该不会把糊教堂的事也告诉他了吧？”她惊慌失措地、几乎害怕地问道。
冯·连布克还正经八百地陷入了沉思，可是挖空心思地想一些问题对他是有害的，也是医生禁止的。除此以外，省里又出了许多麻烦事，关于这些麻烦事也留待下文再讲——这时还出了一件特别窝火的事，不仅触犯了他作为一省之长的尊严，同时也使他心里感到很难受。在结婚之初，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怎么也没料到将来会发生家庭龃龉和冲突。他一生中，每当他幻想着明娜和恩内斯京娜的时候，总是这么想象的。他感到他受不了家庭里的惊雷闪电。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终于跟他做了一番坦率的表白。
“对这种事你是不能生气的，”她说，“因为你深明事理，比他聪明两倍，你的社会地位也不知比他高多少。在这孩子身上还残留着许多自由主义习气，我看，这无非是胡闹而已；但是不能急于求成，应当慢慢来。应当爱护我们的年轻人；我是用关心爱护的办法来影响他们，让他们悬崖勒马的。”
“但是鬼才知道他满嘴胡吣什么，”冯·连布克反驳道，“我没法耐心地听他满嘴喷粪，他在大庭广众之中并在有我在场的情况下胡说什么政府故意让老百姓喝伏特加，以便把他们变成猪狗不如的东西，以免他们起来造反。你想想，我当着所有人的面听他这么胡吣，我的处境有多尴尬。”
说这话的时候，冯·连布克想起了不久前他与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的一次谈话。他带着一种并无恶意的目的，想用自己的自由主义使对方解除武装：他给他看了他私人珍藏的各种传单，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这些传单是他从一八五九年起悉心收集的，倒不是出于他的业余爱好，而不过是出于一种有益的好奇心。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猜到了他这样做的目的，竟粗鲁地对他说，在某些传单中一行字的意义就超过某个整个办公厅的意义，“说不定，也包括您那个办公厅。”
连布克听到这话后感到很厌恶。
“不过，这在咱们这里还早，太早了。”他指着传单，几乎像请求似的说道。
“不，不早；瞧你怕成这样，可见不早。”
“不过话又说回来，比如说，号召捣毁教堂。”
“为什么就不能呢？要知道，您是个聪明人，当然，你自己也不相信上帝，可是您又非常清楚宗教信仰对您有用，您可以借此把老百姓变成牛马不如的畜生。真话可要比谎言珍贵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