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烟。”他总是比我更有主见。
我真想吃糖。我大约有一年多没有尝过糖的那种美好的滋味了。站在露天的电影场上，瞅着银幕上的惊险的反特故事片的画面，手插在裤兜里，嘴里含一颗水果糖，那该是一种多么舒心的享受哇！不过，买烟的主意也不错，我们平时用纸条儿卷旱烟未儿的手艺，在黑暗的电影场上就有诸多不便之处了。好！我立即表示赞同，我们俩走到一个卖烟的小摊前了。
“买哪种烟呢？”我间。
“‘航运’。”他说，一点也不犹豫。
白纸盒上印着一艘造形简陋而又画技拙劣的轮船，此烟牌号叫“航运”，售价一角二分钱一包，我递上六分钱去，巧极了，正好可以买到半包。我们每人装下五支，转过身去了。
在一根火柴上，我们点着了两支烟。多么奇妙的香味啊！我真舍不得将那令人沉醉的香味喷吐出来，实在比老旱烟未儿又辣又苦的味道好过千万倍了。嘴里咂着一支雪白的纸烟卷，昂首从小学校的门道里走进操场，真是自觉神气而又排场，比在嘴里含一颗糖有声有色得多了。
看过电影，就不那么急着回家了。我们散涣地走着，品评着刚刚看过的电影，悠哉游哉走回到小河边上来，那些大帮大伙的男女青年放浪的声息，此时已经远远地流动到村庄里去了，河川里已经恢复了夏夜素有的静寂。
我们俩脱光衣服，在清凉的河水里躺下来，头枕着一块光滑的河石，把全身都浸泡在河水里。蚊虫无法下口，团团飞旋蜇磨在头顶，我们一人抓一把臭蒿子，悠悠拂打着蚊子。河水从胸膛上流过去，身子下边的沙子被掏空了，我就挪一挪位置。星星在蓝天上眨着眼睛，深邃无垠的天际神秘莫测，一缕缕轻纱蝉翼似的云丝在月亮的脸上飘过去，河滩又明亮起来。
“胡万春起初是个半文盲，现在是第一流作家了，真厉害。”我说。
“我们比他基础好多了，正牌高中毕业。”惠畅说，“自学起来更快。”
“胡万春投过二百次稿，才发表了百把字的一篇通讯。”我深感钦佩，对于我们俩都已知晓的这件轶事，总是兴趣不衰，“啊呀！我真是缺乏这样的恒心和耐心。”
“我相信，我们发表第一篇作品，绝对不需要用二百篇作铺垫。”他十分自信，用蒿草在水里狠狠抽打一下，扬起来，“我要是写过50万字还不能发表一篇作品，那我就自杀！”
我缺乏他那样的自信，也就没有他那样的狠心，我说：“搞不了创作，当不成作家，也不必自杀呀！”
“玩笑一个。”惠畅不在乎地说，轻轻笑了，笑毕，却深富感情地说，“我他妈的不知怎么从小就迷上文学创作了！说真的，如果真的搞不出一点名堂，我不知道这辈子该怎么活着好！”
“咱们就拿出胡万春那股傻劲干吧！”我说，“埋下头，干它十年再说。”
这样的内容的扯谈，不知重复过多少次了。上海的工人作家胡万春正活跃于当时的中国文坛，《家庭问题》那篇小说使我们十分钦佩，从思想到艺术，甚至情节的铺展和细节的选择，都不厌其烦地讨论过三五次了。这种讨论，到后来往往就离开作品本身，延伸到作家的成长道路上来了。何止一个胡万春，中国的或外国的，当代的或古代的，所有能搜寻到手的作家文人们的传记和轶事，无疑是我们最感兴趣的交谈的话题。
蝉鸣已经止歇，偶尔有零星的青蛙叫声从河岸边的稻田里传出。夏夜里虽然静寂，却使我们感到了潜伏着的生命的跃动，无边的包谷林里，传来飒飒飒的绿叶摆动的响声，小叶白杨在夜风中欢乐地歌唱。我们躺在南源和北岭之间的小河川道里，热烈地又是忧伤地谈着文学，谈着追求；谈到胡万春，我们就信心十足；可是一谈到神童刘绍棠，就黯然神伤了。
这个神秘的神童带给我们的，不是鼓舞而是悲哀。他怎么会在戴着红领巾的年龄就能发表小说呢？我们俩戴红领巾念完小的时光，只是对娃娃书兴趣十足，连小说这个名词压根都没听说过，刘绍棠上中学的时候，已经是出了名的作家了；我们已经高中毕业，至今还躺在黄土山中的这一道小河里胡拉乱扯，一个字也没上过报纸或杂志哩！我们猜测他的宗室一定是文墨瀚海，祖荫厚极，自幼熏陶。然而，从一些零星的资料透露出的事实却是，他和我们完全相似，出之乡野，世代农耕。我很丧气，惠畅也不大乐观。从刘绍棠看来，文学创作需要天才，我们都暗自怀疑，自己是否具备这份天资？我们对批叛“右派”刘绍棠的文章无暇一顾，却对那个神童的“神”字感到神秘莫测。
“唉！没劲了。”我不由得叹气，“说起这个人，我就冒气了。”
“甭忘了，中国虽然有‘自古英雄出少年’的古训，也有‘大器晚成’的成语，可见什么都不尽然。”惠畅是很富于思辨的，“少年时代能成起事的，到底是个别人，多数人是青年和中年时候才露头。”
“我们若是‘大器’，迟成早成关系不大。”我仍然心里不踏实，“我们要是‘小器’呢？或者根本就不会成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