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你是怎么穷下来的呢？”侦讯官问。
“我那些儿子死命地灌酒啊。他们那种灌法简直没法说，说了你也不信。”
雷仁听着，心想：他雷仁迟早总会回到莫斯科去，而这个老人却要永远留在此地，老是东奔西跑。他雷仁在这一生中不知还会遇见多少这种破衣烂衫、很久不梳头的、“没出息”的老人，在这种人的心里，一枚十五戈比的钱币、一小杯酒以及对于在这个世界上靠弄虚做假混不长的深刻信念，是以某种方式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后来雷仁听腻了，他就吩咐拿干草来铺床。客房里摆着一张铁床，上面有枕头，有被子，本来可以把那张床搬过来，可是那个死人在床边差不多躺了三天（他临死以前也许在床上坐过），现在要睡在那张床上就会不舒服了。
……
“现在刚七点半钟，”雷仁看一下表，暗想。“这多么可怕呀！”
他不困倦，可是又没有事情可做，无法消磨时间，他就躺下去，盖上毛毯。洛沙津收拾茶具，进进出出跑了好几次，吧嗒着嘴，不住地叹气，老是在桌子旁边走动，最后拿着他那盏小灯，走出去了，雷仁在后面看着他那又长又白的头发和伛偻的身体，心想：“活象歌剧里的魔法师。”
天黑下来了。大概月亮藏在云后面，因为窗子和窗框上的雪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呜—呜—呜！”暴风雪唱着。“呜—呜—呜！”
“老—天—爷啊！”阁楼上有个女人哀叫着，或者听起来象是那样。“我—的—老—天—爷啊！”
“砰！”外面有个什么东西敲着墙。“哗啦！”
侦讯官细听一下：根本就没有什么女人，那是风在吼叫。
他觉得冷，就把皮大衣盖在毛毯上面。他渐渐暖和过来，心里想：这一切，暴风雪啦，小木房啦，老人啦，躺在隔壁房间里的尸体啦，这一切同他所希望过的生活相隔多么远，这一切对他来说是多么陌生，微不足道，没有趣味啊。假如这个人是在莫斯科或者莫斯科近郊的一个什么地方自杀，而必须进行侦讯工作，那就会有趣味而且意义重大了，睡在尸体旁边的房间里也许甚至会害怕；可是，这儿，在这个离莫斯科有一千俄里远的地方，这一切就好象换了样子，这一切都算不得生活，算不得人，而只是象洛沙津所说的那种“照规矩”存在着的东西而已，这一切在记忆里连一丁点的痕迹也不会留下，他雷仁一坐车走出绥尔尼亚村，马上就会忘光。祖国，真正的俄罗斯，是莫斯科，是彼得堡，而这儿是内地，是移民区。每逢你渴望着大显身手，扬名天下，比如做一个专办特别重大案件的侦讯官或者地方法院的检察官，做一个上流社会的社交家，那你就一定会想到莫斯科。如果要生活，那就要在莫斯科，而在这儿，你什么也不会想望，很容易听天由命，做个默默无闻的角色，在生活里只巴望一件事，那就是赶快走掉。于是雷仁幻想自己在莫斯科的街道上跑来跑去，到熟人家里去拜访，会见亲人和同学。
他想到他现在才二十六岁，即使过五年或者十年才能脱离此地，到莫斯科去，那也还不算迟，前面还有整整一辈子的生活在等待他，他的心就甜蜜地缩紧了。等到他的思想开始紊乱，他渐渐落入迷迷糊糊的境界，他就想象莫斯科法院里的长廊，想象自己起立发言的样子，想象他的姐妹们，想象一个乐队不知什么缘故老是这样吵闹：“呜—呜—呜！呜—呜—呜！”
“砰！哗啦！”这声音又响起来。“砰！”
他忽然想起有一次在地方自治局执行处跟一个会计员讲话，有一位瘦瘦的、脸色苍白的先生走到办公桌跟前来。这人生着一对黑眼睛，一头黑头发，眼神很不愉快，就象午饭后睡得过久的人一样，这种眼神破坏了他那秀气而聪明的脸相。他穿的那双高统靴跟他不相称，显得很粗糙。会计员介绍说：“这是我们地方自治局的保险代理人。”
“原来他就是列斯尼茨基，……就是他，……”雷仁现在明白了。
他回想列斯尼茨基的低微的说话声，想象他走路的样子，觉得现在自己身旁好象就有一个人在照列斯尼茨基的步态走动似的。
他忽然害怕起来，他的心凉了半截。
“是谁？”他惊恐地问道。
“巡警。”
“你上这儿来干什么？”
“我，老爷，是来问一声。您刚才说用不着找乡长，可是我担心，他也许会生气的。他本来吩咐我去一趟。要不要去一趟？”
“走开！我厌烦了，……”雷仁懊恼地说，又盖好毛毯。
“他也许会生气的。……我去了，老爷，祝您在这儿睡得舒服。”
洛沙津走出去了。前堂里响起一些人的咳嗽声和低语声。
大概证人们回来了。
“明天早点让这些可怜的人走吧，……”侦讯官暗想。“天一亮，我们就动手验尸。”
他刚昏昏睡去，忽然又响起什么人的脚步声，不过这脚步声并不胆怯，而是又急又响。房门砰地响了一声，然后是说话声，划火柴的声音。……“您睡了？您睡了？”医师斯达尔倩科匆忙而生气地问道，一根连一根地划亮火柴，他全身都是雪，身上冒出一股寒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