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块儿喝茶，烧粥，或者一连几个钟头默默地坐着，等着雨停。有一回斯捷潘赶集去了，玛霞在磨坊里住了一夜。
等到我们起床，我们也不知道那是几点钟，因为雨云遮没整个天空，只有杜别奇尼亚那些带着睡意的公鸡在啼，草场上有些秧鸡在叫，时间还很早很早。……我跟妻子走下坡去，来到水边，把昨晚斯捷潘当着我们的面抛下河去的捕鱼篓子拖上来。
那里面有一条大鲈鱼在挣扎，另外还有一只虾，向上举起螯，直立起来。
“把它们放了吧，”玛霞说。“让它们也幸福吧。”
由于我们起身很早，后来又没有事做，这一天就显得很长，成了我一生中最长的一天。将近傍晚，斯捷潘回来了，我就回到庄园里。
“今天你父亲来过了，”玛霞对我说。
“他在哪儿？”我问。
“他走了。我没有接待他。”
她看见我站住，一句话也不说，看出我在替父亲难过，就说：“人得始终一贯才对。我没有接待他，吩咐人传话给他说，从今以后他不必再担心，不必再来看我们了。”
过了一分钟，我出了大门，往城里走去，想对父亲解释一下。道路泥泞、滑溜，天气阴冷。婚后，这还是我头一回突然心情悒郁，头脑被这漫长、灰色的一天弄得十分疲乏，这时候蓦地闪过一个想法：也许我不该这样生活吧。我疲倦了，渐渐被懦怯、怠惰所控制，不愿意动弹、思考了；于是我走了一阵，把手一挥，就转身往回走了。
工程师站在院子中央，身穿一件带风帽的皮革大衣，大声说：“家具上哪儿去了？本来这儿有帝国式的漂亮家具，有画片，有花瓶，可是现在却什么也没有了！我买这庄园是连家具一齐买下的，真见鬼！”
他身旁站着将军夫人的雇工莫伊塞，手里揉着自己的帽子。这是个二十五岁左右的小伙子，身材很瘦，脸上长着麻点和一对放肆的小眼睛，一边脸比另一边脸大，好象他睡觉的时候把一边脸压扁了似的。
“老爷，您买下的时候不带家具，”他迟疑地说。“我记得。”
“闭嘴！”工程师大叫一声，脸涨得通红，全身发抖，花园里的回声响亮地应答他的叫声。
十二
我在花园里或者院子里干活，莫伊塞常常站在我身旁，反背着手，用他那对小眼睛懒洋洋地、放肆地瞧着我。这总惹得我十分不痛快，我只好丢下工作走开。
我们从斯捷潘那儿得知这个莫伊塞是将军夫人的情夫。
我发现人家来找她借钱的时候，总是先找莫伊塞，有一回我看见一个乡下人，浑身乌黑，大概是个煤矿工人，在他面前跪下来。有时候他跟别人耳语一阵，自己拿出钱来，并没有去报告太太，因此我推想他遇到机会就会自己拿出钱私下做交易。
他在我们花园里窗子底下开枪打鸟，从我们地窖里拿走食物，事先也不问一声就把我们的马牵走。我们生气，不再相信杜别奇尼亚是属于我们的，玛霞气得脸色发白，说：“难道我们得跟这些混蛋再相处一年半吗？”
将军夫人的儿子伊凡·切普拉科夫在我们铁路上做列车员。这年冬天他变得瘦弱多了，只消喝一杯酒就醉，到了不见太阳的地方就觉得冷。他穿着列车员的制服很不痛快，感到害臊，不过他认为自己的职务有油水，因为他可以偷走蜡烛，把它们卖掉。我的新地位在他心里引起一种复杂的情绪，他又是惊奇又是羡慕，而且抱着模糊的希望，但愿他也会有同样的机遇。他用欣赏的眼睛瞧着玛霞，问我现在进餐时候吃什么东西，他那难看的瘦脸上就现出忧郁而甜蜜的神情，他的手指头也动起来，好象摸着了我的幸福似的。
“听着，小利钱，”他坐立不安地说，时时刻刻在点燃烟卷。
他站着的地方总是很脏，因为他吸一支烟要用很多火柴。“你听着，现在我的生活糟透了。主要的是每个最起码的小军官都可以朝我吆喝：‘你这个列车员！你！’老兄，我在火车上听够了各式各样的话，你知道，我现在明白了：生活真丑恶！我母亲毁了我！在火车上有一位医师对我说：如果父母生活放荡，他们的子女就会成为酒鬼或者罪犯。原来如此！”
有一回他摇摇晃晃地走进院子里来。他的眼睛滴溜溜地乱转，他的呼吸困难。他又笑又哭，嘴里说着什么，仿佛在发高烧说胡话似的。在他那些乱糟糟的话里，我只能听懂这样两句：“我的母亲啊！我的母亲在哪儿？”他哭着说这两句话，好象小孩子在人群中跟母亲走散了似的。我就把他领到我们的花园里，把他安顿在树荫底下，然后那一整天和一整夜我跟玛霞轮流守在他的身旁。他病了，而玛霞憎恶地瞧着他那苍白湿润的脸，说：“难道这些混蛋在我们院子里还要住上一年半吗？这真可怕！这真可怕呀！”
那些农民惹得我们多么伤心啊！在最初那段时期，在春天的几个月里，在我们渴望幸福的时候，我们却有多少次感到大失所望！我的妻子要办一个学校。我为那学校拟了一个能容纳六十个孩子的计划。地方自治局表示赞同，可是要她在库利洛甫卡村办学校，那是个大村子，离我们有三俄里。顺便说说，库利洛甫卡村原有一所学校，包括我们杜别奇尼亚在内的四个村子里的孩子们都上那儿去读书；可是这学校又旧又小，在那儿的朽烂地板上走路已经有危险了。三月底，按照玛霞的心意，她被委派为库利洛甫卡村学校的管理人，四月初我们三次召集会议，劝告农民说，他们的学校又小又旧，非修建新学校不可。地方自治局派人到场，国民学校的学监也来了，他们也都劝告农民。每次开完会以后，农民总是围住我们，要我们请他们喝一大桶白酒。我们被人群围住，觉得很热，很快就被搞得精疲力竭，回家的时候心里很不痛快，有点发窘。最后农民们总算给学校拨出一块地，而且答应用自己的马从城里把全部建筑材料运回来。在种完春播作物后的头一个星期日，他们就从库利洛甫卡和杜别奇尼亚赶着大车去运砖回来奠地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