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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落

时间:2021-10-15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陈忠实 点击:
梆子老太(全文在线阅读)>    跌落

    在社会上颠跑惯了也更多经见过大世面的人,一旦不得不把自己封闭在冷清的小院里,那种寂寞和慌乱简直是不可忍受的。梆子老太关紧后门,又闭了街门,决心不复到村巷里去走动,工分也不想挣了。

    景荣老五出工去了,女儿早在四五年前婚嫁了,成了别人家里的一位成员了。儿子也在三年前娶下媳妇,因为婆媳关系不和睦,分家另过了,搬到村子东头的新庄基上去了。屋里现在剩下她一个人,没有一丝声息,老鼠公然在大白天也敢于在屋里穿游。

    透过窗户,可以看见蓝天上纹丝不动的白云,伸到屋脊上空的绿色的树梢,南坡上泛绿的梯田。春天给自然界带来了繁荣,给梆子老太带来的却是凄风苦雨啊!

    可是,梆子老太毕竟生活在梆子井的村巷里,无法把自己与世隔绝。轻柔的带着草木的清香气息的春风,从窗孔和门缝里吹进来了,街巷里的说话声,女人们的尖笑声,男人们打浑骂俏的声音,还是越过土打的围墙,传进小院里来了。她听了心烦,烦一切人的一切声音。那架在树杈上的大喇叭,把许多使她烦恼的消息倾泻下来,梆子老太仍然不能求得一个心里安静的去处。

    平反大会以后的整整三天里,白天晚上,梆子井村的男女老少,掂着烟袋,抱着娃娃,赶到胡振武家里去看望。临近村庄里的熟人,也有不少男人们走进梆子井村来,端直朝胡振武家的门楼走去。胡振武家远远近近的亲戚,提着鸡蛋和烧酒,也纷纷赶来庆贺了……

    胡振汉两口子,在搬进退赔的那三间瓦房的时候,居然在门口放了一长串鞭炮……

    胡学文家来了两位戴眼镜的记者,说是他曾经发表过文章的那家报社专门派人来访问,记者鼓励他重新开始写稿,文艺政策也放宽了……

    平反会后的第三天,就有人给胡选生介绍下对象,把女方引来和胡选生见面了……

    梆子井村的生活乱了脚步,变得沸沸扬扬的一番景象了,被柴禾垛子,粪堆和树木充塞着的街巷,由葱绿的小麦,棉苗和稻禾覆盖着的田野里,到处都议论纷纷,传说着稀罕事。

    梆子老太却出不得街门了。

    梆子老太百思不得其解,怪她的什么呢?她错在哪里呢?难道不是“四清”工作队队长亲自跑到她家里,千方百计鼓励她揭发出胡振汉的“四十一车红苕”的事吗?她当初记下这个数字的时候,不过是出于好奇,而决没有想到后来去揭发。她当贫协主任,难道不是众人举拳头选举的吗?她当临时领导小组组长,难道不是那两位解放军的命令吗?让她抓对阶级敌人的斗争,难道不是各级领导每一次会议布置的要求吗?她从公社到地区逐步去“讲用”,难道是她自己能决定的事吗?现在,梆子井村的庄稼人,不管这些事情是谁布置她做的,而只知鄙夷地朝她翻白眼了!

    大队会计花儿,尖着嗓子几乎天天晚上在大喇叭上宣布通知,有县上的,也有公社的,还有梆子井大队自己开会的通知。有的通知支书胡长海参加,有的通知刚刚被众人拥上台的胡振武参加,独独没有通知梆子老太参加的会议。贫协主任被闲置下来了,梆子老太被各级政府遗忘了,冷落了。十余年来,她在县、社两级参加了多少次各种名称的会议,会议多得她都开烦了。现在,十天半月里没有她出去开会的一次机会,似乎于生活里严重地缺少了什么。听着别人去这里那里开会,她心里很别扭,觉得自已被冷落到这样的地步,简直活不下去了。

    她有一肚子想不通的问题,决计到公社去找党委常书记问一问,现行的政策到底是啥政策?适逢花儿在当晚的广播中,通知贫协主任到公社去开会,正好。

    梆子老太早早来到公社,端直坐到公社小礼堂的前排靠背连椅上。这是公社党委常书记亲自主持的会议,足见其重要了。梆子老太不会写字,就集中精力,努力去听。

    万万没有料到,常书记宣读的文件,竟然是在农村各级政权中取消贫下中农协会这个机构的内容。文件说,以后再不提贫下中农这个说法,只说社员……梆子老太耳朵里呜呜呜响,怀疑自己的耳朵是否出了毛病?

    就是在这个小礼堂里,常书记多少次强调过,要依靠贫农下中农,抓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呀!他现在却念着一份要取消贫协的文件,难道把他过去说过的话都忘记了吗?

    不管梆子老太想得通或想不通,常书记宣读的文件,却是省委郑重其事发下来的。常书记一边念着文件,一边作着解释。梆子老太心里乱糟糟的,耳朵里乱嗡嗡的,一句也听不进去。临近坐着的几个贫协干部,叽叽咕咕在小声议论,也是料想不到又不大想得通的话,夹杂着牢骚。她似乎受到鼓舞,在常书记要大家讨论的时候,第一个开口发言了。

    “毛主席说,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梆子老太像受了委屈,委屈得几乎要流泪了,口气却是怒冲冲地质问,“老人家去世了,说过的话也不算数了?”

    “黄桂英同志很直爽,把自己想不通的话直言提出来,这很好嘛!”常书记不恼也不怒,笑嘻嘻地说(梆子老太简直不能容忍这种不经心的轻松的笑),似乎早有思想准备,不慌不忙地瞧瞧众人,又笑着问,“黄桂英同志,你知道不知道,主席讲这句话,是在哪一年?”

    “‘四清’运动那年讲的嘛!”梆子老太胸有成竹,不加思索,脱口而出道,“主席刚讲下十来年,就不管用了呀?”

    有几位年轻的贫协干部吃吃笑起来,他们大约知道梆子老太说错了,而且错得太远了。

    “你大概是‘四清’当中才听到主席的这句话。”常书记不笑了,表情庄重。他在农村工作好多年,此类笑话早已不足为奇。对于没有文化的农民,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像见多识广的城里人分不清谷子和糜子一样正常。他耐心地解释说,“这句话,主席是在一九二七年讲的,离今天五十多年了。‘四清’运动当中重新喊响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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