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立三书议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惧人以谓有意创奇，因假推或问以尽其义。
或曰：方志之由来久矣，未有析而为三书者。今忽析而为三，何也？曰：明史学也。贾子尝言古人治天下，至纤至析。余考之于《周官》，而知古人之于史事，未尝不至纤析也。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乘》、鲁《春秋》、楚《梼杌》之类”，是一国之全史也。而行人又献五书，太师又陈风诗。详见《志科议》，此但取与三书针对者。是王朝之取于侯国，其文献之征，固不一而足也。苟可阙其一，则古人不当设是官；苟可合而为一，则古人当先有台一之书矣。
或曰：封建罢为郡县，今之方志，不得拟于古国史也。曰：今之天下，民彝物则，未尝稍异于古也。方志不得拟于国史，以言乎守令之官，皆自吏部迁除，既已不世其家，即不得如侯封之自纪其元于书耳。其文献之上备朝廷征取者，岂有异乎？人见春秋列国之自擅，以谓诸侯各为制度，略如后世割据之国史，不可推行于方志耳。不知《周官》之法，乃是同文共轨之盛治，侯封之禀王章，不异后世之郡县也。
古无私门之著述，六经皆史也。后世袭用而莫之或废者，惟《春秋》、《诗》、《礼》三家之流别耳。纪传正史，《春秋》之流别也；掌故典要，官《礼》之流别也；文征诸选，风《诗》之流别也。获麟绝笔以还，后学鲜能全识古人之大体，必积久而后渐推以著也。马《史》、班《书》以来，已演《春秋》之绪矣；刘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礼》之绪焉；吕氏《文鉴》、苏氏《文类》，始演风《诗》之绪焉。并取括代为书，互相资证，无空言也。
或曰：文中子曰：“圣人述史有三，《书》、《诗》与《春秋》也。”今论三史，则去《书》而加《礼》，文中之说，岂异指欤？曰：《书》与《春秋》本一家之学也，《竹书》虽不可尽信，编年盖古有之矣。《书》篇乃史文之别具，古人简质，未尝合撰纪传耳。左氏以传翼经，则合为一矣。其中辞命，即训、诰之遗也，所征典实，即贡、范之类也。故《周书》讫平王，《秦誓》乃附候国之书。而《春秋》托始于平王，明乎其相继也。左氏合，而马、班因之，遂为史家一定之科律，殆如江、汉分源而合流，不知其然而然也。后人不解，而以《尚书》、《春秋》分别记言记事者，不知六艺之流别者也。若夫官《礼》之不可阙，则前言已备矣。
或曰：《乐》亡而《书》合于《春秋》，六艺仅存其四矣。既曰六经皆史矣，后史何无演《易》之流别欤？曰：古治详天道而简于人事，后世详人事而简于天道，时势使然，圣人有所不能强也。上古云鸟纪官，命以天时，唐、虞始命以人事；《尧典》详命羲、和，《周官》保章，仅隶春官之中秩，此可推其详略之概矣。《易》之为书也，开物成务，圣人神道设教，作为神物，以前民用。羲、农、黄帝不相袭，夏、商、周代不相沿，盖与治历明时，同为一朝之创制，作新兆人之耳目者也。后世惟以颁历授时为政典，而占时卜日为司天之官守焉；所谓天道远而人事迩，时势之不得不然。是以后代史家，惟司马犹掌天官，而班氏以下，不言天事也。
或曰：六经演而为三史，亦一朝典制之巨也。方州蕞尔之地，一志足以尽之，何必取于备物欤？曰：类例不容合一也。古者天子之服，十有二章，公、侯、卿、大夫、士差降，至于元裳一章，斯为极矣。然以为贱，而使与冠履并合为一物，必不可也。前人于六部卿监，盖有志矣。然吏不知兵而户不侵礼，虽合天下之大，其实一官之偏、不必责以备物也。方州虽小，其所承奉而施布者，吏、户、礼、兵、刑、工无所不备，是则所谓具体而微矣。
国史于是取裁，方将如《春秋》之藉资于百国宝书也，又何可忽欤？
或曰：自有方志以来，未闻国史以为凭也。今言国史取裁于方志，何也？
曰：方志久失其传，今之所谓方志，非方志也。其古雅者，文人游戏，小记短书，清言丛说而已耳；其鄙俚者，文移案牍，江湖游乞，随俗应酬而已耳。
◆绅先生每难言之。国史不得已而下取于家谱志状，文集记述，所谓礼失求诸野也。然而私门撰著，恐有失实，无方志以为之持证，故不胜其考核之劳，且误信之弊，正恐不免也。盖方志亡而国史之受病也久矣。方志既不为国史所凭，则虚设而不得其用，所谓觚不觚也，方志乎哉！
或曰：今三书并立，将分向来方志之所有而析之欤？抑增方志之所无而鼎立欤？曰：有所分，亦有所增，然而其义难以一言尽也。史之为道也，文士雅言与胥吏簿牍，皆不可用；然舍是二者则无所以为史矣。孟子曰：其事，其文，其义，《春秋》之所取也。即簿牍之事，而润以尔雅之文，而断之以义，国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断之以义，而书始成家。书必成家，而后有典有法，可诵可识，乃能传世而行远。故曰：志者志也，欲其经久而可记也。
或曰：志既取簿牍以为之骨矣，何又删簿牍而为掌故乎？曰：说详《毫州掌故》之例议矣，今复约略言之。马迁八书，皆综核典章，发明大旨者也。
其《礼书》例曰：“笾豆之例，则有司存。”此史部书志之通例也。马迁所指为有司者：如叔孙朝仪，韩信军法，萧何律令，各有官守而存其掌故，史文不能一概而收耳。惜无刘秩、杜佑其人，别删掌故而裁为典要。故求汉典者，仅有班书，而名数不能如唐代之详，其效易见也。则别删掌故以辅志，犹《唐书》之有《唐会要》，《宋史》之有《宋会要》，《元史》之有《元典章》，《明史》之有《明会典》而已矣。
或曰：今之方志，所谓艺文，置书目而多选诗文，似取事言互证，得变通之道矣。今必别撰一书为文征，意岂有异乎？曰：说详《永清文征》之序例矣，今复约略言之。志既仿史体而为之，则诗文有关于史裁者，当入纪传之中，如班《书》传志所载汉廷诏疏诸文可也。以选文之例而为艺文志，是《宋文鉴》可合《宋史》为一书，《元文类》可合《元史》为一书矣，与纪传中所载之文，何以别乎？
或曰：选事仿于萧梁，继之《文苑英华》与《唐文粹》，其所由来久矣。
今举《文鉴》、《文类》，始演风诗之绪，何也？曰：《文选》、《文苑》诸家，意在文藻，不征实事也。《文鉴》始有意于政治，《文类》乃有意于故事，是后人相习久，而所见长于古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