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杂拌汤里好象缺点什么，……”萨莫依连科说，打算改变话题。
“拉耶甫斯基是绝对有害的，对社会的危险性不下于霍乱细菌，”冯·柯连说。“淹死他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你照这样讲你的朋友，是不会给你添什么光彩的。你说说看：你为什么痛恨他？”
“不要说废话，大夫。痛恨和藐视细菌是愚蠢的，然而把自己所遇到的人，不分青红皂白，一概看做朋友，那么，多谢多谢，这是不辨是非，不肯对人采取公正的态度，一句话，这是不负责任。我认为你的拉耶甫斯基是个坏蛋，我并没掩盖这一点，而且完全本着良心，象对待坏蛋那样对待他。哼，你却把他看做你的朋友，那你就跟他接吻去吧。你把他看做你的朋友，这就是说，你对待他跟你对待我和助祭一样，或者说，大体一样。你对所有的人一概无所谓。”
“把人说成坏蛋！”萨莫依连科嘟哝说，厌恶地皱起眉头。
“这简直糟透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好了！”
“判断人要以人的行动为依据，”冯·柯连接着说。“现在请您判断吧，助祭。……我来跟您谈一下，助祭。拉耶甫斯基先生的活动明明白白地摊在您的面前，好比中国的长长的一行字，您可以从头读到尾。他在这儿住了两年，都干了些什么？我们可以扳着手指头一件件的来讲。第一，他教会本城的居民们玩文特，两年以前此地人不懂这种赌博，可是现在，所有的人，连女人和少年也都一天到晚玩文特了。第二，他教会市民们喝啤酒，这儿的人本来也没领略过这东西；承他的情，市民们才弄懂了各种不同的白酒，所以现在即使用布把他们的眼睛蒙上，他们也还是能辨别哪种是柯谢列夫牌，哪种是斯米尔诺夫牌第二十一号。第三，从前此地的男人跟别人的妻子私通是在暗地里干的，原因就跟贼在暗地里偷东西而不明着干一样。通奸素来给人看做一种见不得人的事，然而拉耶甫斯基在这方面做了开路先锋，他公开跟别人的老婆同居。第四……”冯·柯连很快地喝完冷杂拌汤，把盘子递给勤务兵。
“我跟拉耶甫斯基相识以后，从头一个月起就看透他了，”他接着对助祭说。“我们是同时到达此地的。象他那样的人总很喜欢友谊啦，亲近啦，团结之类的东西，因为他们老是需要有同伴陪他们玩文特，喝酒，吃饭，况且，他们喜欢闲谈，那就需要有人听他们讲话。我们交成朋友了，那就是说，他每天逛荡到我这儿来，妨碍我工作，毫无顾忌地讲他情妇的事。从一开头，他那不同寻常的谎话就使我暗暗吃惊，简直惹得我要呕。我以朋友的身份责备他，说他何苦喝这么多的酒，为什么生活得入不敷出，欠下了债，为什么一点事也不做，什么书也不看，为什么这么缺乏修养，知道得这么少。他回答我这些问题的时候，却苦笑着，叹口气，说，‘我是个失意的人，多余的人隘，或者说，‘您要我们这些农奴制的残余怎么样呢？’或者说，‘我们退化了……’要不然，他就废话连篇，讲起奥涅金啦，毕巧林啦，拜伦的该隐啦，巴扎罗夫①啦。他讲到他们，总是说：‘他们就是我们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父亲’。这就是说，你们得明白，政府的公文一连好几个星期丢在那儿不拆封并不是他的过错，他自己喝酒而且叫别人喝酒也不是他的过错，该对这类事负责的倒是奥涅金、毕巧林以及写过失意的人和多余的人的屠格涅夫。您看，他极度放荡和荒唐的原因并不在他本身，却在他外面的什么地方。
再者，多么巧妙的想法！原来放荡、虚伪、肮脏的不单是他一个人，而是我们……‘我们这些八十年代的人’，‘我们这些软弱的和神经质的农奴制子孙’，‘我们受了文明的害’……一句话，我们得明白，象拉耶甫斯基这样伟大的人就是在堕落当中也还是伟大的。他的放荡、缺乏教养、卑鄙龌龊，是一种自然现象和历史现象，由于不可避免而变得神圣了，其中的原因是带有世界性和自发性的，为此，在拉耶甫斯基面前应当点上长明灯，因为他是时代、潮流、遗传等等的不幸的牺牲品。所有的文官和太太听他讲话，都止不住赞叹，可是我很久都弄不明白，跟我打交道的这个人究竟是个愤世嫉俗者呢，还是个灵巧的骗子。象他这种表面上是个知识分子而实际上一知半解、竭力吹嘘自己高雅的人，是善于装得性格异常复杂的。”
“闭嘴！”萨莫依连科说，冒火了。“我不容许在我面前把一个极高尚的人说得这么坏！”
“你别打岔，亚历山大·达维狄奇，”冯·柯连冷静地说。
“我就要说完了。拉耶甫斯基是相当简单的有机体。他精神的骨架是这样：早晨，是便鞋、洗澡、咖啡，这以后直到午饭前，是便鞋、散步、谈话，下午两点钟，是便鞋、午饭、酒，五点钟，是洗澡、茶、酒，然后玩文特、说谎，十点钟，是晚饭、酒，午夜以后，是睡眠、la femme②。他的生活就包含在这个狭窄的框架里，好比鸡蛋包在蛋壳里。他走路也好，坐着也好，生气也好，写字也好，高兴也好，全都可以归结到酒、纸牌、便鞋、女人上。女人在他的生活里占决定性的和压倒一切的地位。他自己说过，他十三岁堕入情网，刚做一年级大学生就跟一位太太私通，那女人对他有过良好的影响，他在她那儿受到音乐教育。他读到大学二年级，花钱从妓院里赎出一个妓女，把她的地位提得跟他一般高，也就是说，叫她做他的情妇，可是她跟他同居了半年，就跑回鸨母那儿去了，这件事使他精神上受到不少痛苦。唉，他痛苦极了，只好离开大学，在家里住了两年，什么工作也没做。可是，这反而更好。在家里，他勾搭上一个寡妇，她劝他脱离法律系，转到语文系。他照这样做了。他毕业以后，热烈地爱上了现在这个……该怎么说呢？……有夫之妇，不得不跟她一同跑到高加索来，据说是为了理想才这样做的。……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他又会不再爱她，跑回彼得堡，而且那也是为了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