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周作人虽然有着共同的地域文化熏陶和同一家世，但个性的殊异以及文化价值取向的不同，形成了他们在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上相异的文化性格：鲁迅选择了一针见血，文风硬朗，称之为“投枪匕首”的杂文，周作人则倾心于轻柔温和的随笔散文，鲁迅的爱是深沉、爱憎分明，周作人的爱是单纯而真挚。面对社会压迫，鲁迅自甘孤独，决不妥协，周作人则远离时事，醉心于闲情逸致。对中国传统文化，鲁迅表现出明确而否定的态度，周作人则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体现出理性而平和的性格。周作人在内心深处有着极玄高的理想企求，他愤世嫉俗，对人世的昏暗、周围的平庸极为鄙视，他的情绪里充满着牢骚、不平和叛逆。但这一切仅仅蛰伏于内心世界中。一旦置身于现实尘世，他既然不能象鲁迅那样立志反抗，就只能走向傲世的反面——顺世。现实如此黑暗，而人又是那样渺小，在他看来，最佳的选择莫若在乱世中避灾远祸。在精神层次上保持人格的独立、个性的自由，而在现实层次中又明哲保身，随遇而安，依违于无可无不可之间，这就是周作人。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周作人与鲁迅都意识到了自我，但鲁迅立志反抗，将自我之亮光投射到黑暗的人间；而周作人却立足于保身，将意识到的自我缩回个人的精神世界。鲁迅怀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精神，对世界和命运作着“绝望的抗战”。而周作人则认为，与其苦海挣扎，徒劳费神，不如苦中作乐，悲中求欢。
鲁迅仿佛是一个茫然而自信的过客，在深山大泽中不息地穿行，引导你穿过地狱之门，去叩人生大限的神秘之境；周作人明知前面的路是万丈深渊，他渐渐学会了绕道而行的方式，把自我放逐到精神的孤岛上，孤独地在文学的世界中漂泊着，俨然一个教士，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历史昨日如此，今日如此，明日也如此……鲁迅似乎是站在地狱的门口，不断向人间发出惨烈的吼声；周作人则仿佛书斋中的道人，苦苦地咀嚼着人间涩果，把无奈化为轻淡的笑意，超然地弹奏着人性之歌。
或许正是因为这些诸多的差异才为他们日后的分道扬镳埋下了思想的根源。1923年的7月18日上午，不发一言的周作人突然将一封署有“鲁迅先生亲启”的信交到了兄长鲁迅的手中。信很短全文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