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3月18日一直依靠卖文（主要是写鲁迅）为生的周作人突然收到《亦报》来信，通知其已发表了一半的《呐喊衍义》被“腰斩”。文章腰斩，译书合同中断，这不仅在精神上给周作人以巨大压力，同时在经济上也构成极大威胁，“财源枯竭”对周作人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此后，几乎每月中（或月末），周作人都要亲自向友人借款救急，每次仅30元左右，等稿费一到又赶紧去偿还人家。年近古稀，还要冒着寒暑，挤着电车，长途跋涉，为生活奔波，此番情景确实也够凄凉。
然而这一切还仅仅只是个开头，更严酷的事情还在后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周作人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1966年4月16日，周作人翻译的《平家物语》第六卷脱稿，这是他最后的遗著。可能是预感到自己来日不多，4月26日，周作人写好了遗嘱的“定本”，交代了后事：
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尔。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销迹灭，最是理想。
……以前曾作遗嘱数次，今日重作一通，殆是定本矣。
与此同时周作人开始安排起自己的后事，将身边的“长物”分赠故旧，留作纪念。他的老学生张中行得到了周作人赠送的寿石工刻的一方长形石章，文字是杜牧句“忍过事堪喜”。
5月17日夜，周作人开始尿中有血。6月25日经医院确诊为前列腺肿瘤。8月23日他写下了一生中的最后一篇日记：晴，廿二度。上午阅《毛泽东论文艺》，下午吉宜为寄耀辰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