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末，周作人提出了著名的“闭门读书论”。但即使是闭户读书，周作人也无法排遣他内心的寂寞。他读书“大有越读越懊恼之慨，圣贤教训之无用武力，这是无可如何的事”，“在浊世中”，“不知怎的很替圣贤感觉到寂寞”，“知识也总是有些苦味”。由此可见，“闭门读书论”这里既有面对历史循环的无可奈何，又有在白色恐怖面前既不敢说话，却不能“忍耐着不说”的选择的两难。此后，周作人又提出“苟且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的命题。周作人把个体生命价值置于第一位，这是处于“乱世”之中“无所作为”的知识分子“无可奈何”的选择，这包涵着浓厚的屈从于现实的意味。
周作人一生深感寂寞，内心隐藏着难言的孤独与悲凉。在时代的漩涡中他一直试图保持自己的个人独立性。然而他的努力是徒然的，历史大潮有它自身客观的逻辑，挟裹其中，如同一片树叶，身不由己，顺流而下，直奔某种归宿。周作人一直试图“超越政治”，可这怎么可能呢？他原本是站在一旁“看戏”的，但时代却无情地将他推到了“台”上，扮演了一个历史的丑角。他一生尽管苦苦挣扎，但始终逃不出时代的漩涡。何止周作人，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在“乱世”中都表现出类似的“低能”和“天真”。周作人的悲剧，是现代知识群中一种典型的精神现象。周作人悲剧的意义在于在那样一个“不是死，便是生”(鲁迅语)的乱世（大时代）里，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怎样艰难苦痛的自我嬗变。舒芜曾说：“不了解周作人，就不可能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文化，什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道路。”这话实在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