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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都存放在一只小小的樟木箱子里。
鲰荛从这只特制的小樟木箱里取那些材料的时候，特地还戴了一副雪白的纱手套。小樟木箱里存放的是“洪兴泰”时期重要账簿二百六十八本。有十来本放在箱子底部，让水润湿过。有七八本是空白的。大部分都有虫蛀的洞眼。让谭宗三惊奇的是，有人在他之前，已仔细翻阅过这批账本。其中有四分之一的账簿上都留有此人的批语。这部分账簿恰恰是“洪兴泰”摆脱“红铜工”劳作地位、初创坊店、渐趋发达而最后又突然破产、不得不离开上海这个大转折时期的记录。此公在这部分账簿上下了很大的功夫，说明他是个内行。从批语的内容看，还可看出此公好像也是要从中寻找谭家的什么奥秘……这人是谁？肯定不是谭雪俦。字迹不对。也不是谭雪俦的父亲、谭老先生。更不会是年代更久远的谭老老先生。因为所有的批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没有被水洞没有被虫蛀。即便写在被水洞过的页面上，墨色也是鲜亮的，字迹也是清晰的。至于那些写在被虫蛀过的页面上的，那就更明显了：都是着意绕开了避过了那些蛀洞写的。看批语的用语造句习惯、行文口气和所提及的一些发生在当代的经济事例来看，更说明，此公必是个近人。是在这批账簿被水涸虫蛀后很久，才来批注这批账簿的。
当然，谭宗三一猜就猜到，此公就是经易门。
经易门认真研究过谭家的历史？认真研究过这位洪兴泰？为什么？谭宗三没有继续追问下去，他现在急于知道这二百多本账簿对搞清这位洪兴泰到底起什么作用。他掸了排沾在袖子管上的一点灰土，问。
当然有用场。鲰荛答道。
啥用场？
大用场。
啥等样的大用场？
侬所想弄清的问题，基本上都可以从这几百本账簿里寻到答案。
是(口伐)？快讲。
首先，现在可以认定洪兴泰是破产以后才离开上海的。
破产之前，他手里已经有多少资产额？
按规银算，大约三百万两。
三百万？侬不要搞错(口伐)！侬讲过他刚到上海来混日子的时候，只不过是个穷哈哈的“红铜工”！
“三百万”是从账上查出来的。不是我瞎讲的。
这一点……跟他最后能活过五十二岁有啥关系？
应该讲一点都没有关系。谭家后来的几个当家人所拥有的资产，都大大超过这个数。但他们照样没有活过五十二岁。
从账簿上能看出他到底活到几岁？
大概是六十七岁。
何以见得？
最后一本账簿的最后一笔账记了为他做丧事的开支情况……
他自己记自己的丧事开支？！见侬大头鬼！
我又没有讲这笔账是他自己记的。但记这笔账的人最后落款时写下了当年的年号。由此可推算，他享年六十七岁。
最后为他办这场丧事，一共花了多少银子？
一塌刮子花了三两多银子。
三两多？一个拥有三百万家产的人，办丧事只花了三两银子。侬是不是搞错人头了！
的确只有三两多。其中一两八钱还是向人家借的。当时他的确已经变得老穷老穷了。他离开上海的时候还欠了一屁股债。从各方面汇总过来的情况看，这位洪兴兄好像还是被人赶出上海的。离开上海前后，他在同行同帮同乡当中可以讲已经信誉扫地。被大家一致认为是一个人品相当不好的人。
他居然活了六十七岁？
是的。
这……怎么让人理解呢？一个人品相当不好的人，反而活过了五十二岁？
……
现在我们暂且不去细表他们如何往下议论的，也略去他们对这二百多本账簿、近五万个数据的分析判断综合推理存疑追踪提取精髓的过程，先来判明一下这“旧账簿”到底能不能拿来作历史考证的依据？假如能作依据，又能发挥多大的作用？一九三六年有人在上海《大晚报》上这样论述：“账簿中的记录无非是零零碎碎的日用账，用过以后不是搁置着听其霉烂虫蛀，便是视为废物抛进字纸篓，任何人未曾注意到这种簿籍的重要性。实则，旧账簿尽有文献的价值，也足以和其他的古藉互相媲美……府志、县志，以及各种记事都记的比较巨大而重要的事情，至于家庭琐碎情形和他个人的嗜好等便可从旧账簿中考察出来……”这位先生本人就只靠了两本旧书摊上所得的账簿，写出万余字清末上海县一位知县的生活考。不仅考据出当时县署衙门内生活的种种、知县大人的社交婚姻状况、官场陋习，甚至考察出该知县大人患有“小肠气的毛病”，还考证出“老爷他会抽鸦片，又爱喝高粱酒；虽然有时也喝五加皮或外国的香槟酒，但高粱的消费却大为可观。统计在任三十五个月***买二十八坛高粱，另外还有人送了四坛。那时一坛足装四十多斤，三十二坛约有一千三百多斤，平均每天怕要喝一斤五六两的样子。”这位知县大人还“宰过两回鹿，一回麋鹿，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老太太宰的，那就不可考了。”（摘自由柳亚子叶恭绰两先生作序的《上海研究资料》一九八四年上海书店版五二八、五二九、五三一、五三二等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