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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小弟就很怕男的。很怕。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两位姐姐在身边，他就惊惶得不能入睡。即便睡着了也会突然抽搐着惊起。这些情况，父亲都是知道的。他知道只要有两位姐姐在，小弟就安心。也安全。老人家坚持认为，因为是他的儿子（或孙子），即便无奈去了上海，最终还是会有出息的。重病中的他，正等着她们给他带回儿子（或孙子）的好消息，来证实自己始终如一的信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她两向老人家如实禀报小弟的现状，那不等于在催索他的老命？
她们当然不能这样做。她们当然要报喜不报忧。她两甚至派一个回去，当面绘声绘色“言好事”。为什么不两个一起回来？就因为要留一个在上海照顾学戏学得老忙老开心的小弟。侬晓得(口伐)，教唱戏的那班老师，老看得起小弟的耶！他在他那些师兄弟师姐妹当中，老吃得开的耶！现在他一个月赚不少钞票。还可以供我和阿姐吃住呐！老人家果然很高兴，即刻间气色便有好转，忙说，那好。那好。你和你姐姐就留在上海，继续照顾你们的弟弟。我这里有章妈（她两临走前替老人雇的一个老妈子），你们尽可以放心。
话，说说是容易的。但在上海真要解决两个人的吃住问题，又谈何容易。事到如今，她们已没有退路。她们也不甘心“退”。她们尤其不能扔下小弟一个人在上海这样的“阴阳界”上。她们要留在他身边，即便他不允许她们靠近，她们也要远远地看着他。也许到哪一天，他就回心转意了也说不定。她们坚信，小弟是一定会回心转意的。
可……她们自己怎么个活下去？还是要回答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两个还不满二十岁的女孩。当然也好活，比如走进前面说过的那种“照相馆”。被领进“第二摄影室”。在目测面试合格后，通过一道很简单的“身体检查”，第一次只要交纳一点数额不大的保证金，那位年轻的女老板转过身去，打开她身后墙上一只扁长的木匣子。木匣子里一排排的小铁钉上，分别挂着许多把房门钥匙。如果她取下一把来交给你（某一个小客栈的某一个小包房）。就说明，她接受你这个在上海没有自己住处的女孩了。当然你还得在一份合约上签个名画个押按个手印，办个简单的认同手续。那天她两的确也走了进去。离开六渎镇时，她两身上还是带了一点钱的。还能供她两住最蹩脚的旅社、吃最简单的饭食，花个十几天。她两想找个公司或学校，做杂务（很奇怪，她两从没想到过去做厂。或帮佣。）她们隐隐约约地记得，报名进公司，是一定要交什么“两张一寸正面免冠相片”。但她们却被领进了“第二摄影室”。女老板是文雅的，但说出来的话却让她们心惊肉跳。几分钟后，她们便无法自控地大喊大叫起来，浑身打战，冲出了这“摄影室”。她们跑到马路上。她们怕后边有人追。后边的确有人追，而且还是那个女老板。她们慌不择路，被一辆黑壳子的福特汽车刮倒，把车主吓得脸色疾白，下车刚要去搀扶起她两时，她两却又跳起来，慌慌地跑去。她们以为这车主和那个女老板是一伙的，是等在照相馆门口，来截她两的。跑出一条马路裆去，她们再一次被一辆黄鱼车撞倒。并在黄鱼车车主惊吓的辱骂声中，再次翻身跳起，并第三次被一辆老式的脚踏车撞倒。这时她两离那家照相馆已经有两三条马路裆那么远了。女老板不见了。黑壳子车也不见了。她们才定下心来，相互搀扶着，一瘸一拐地走到一个过街楼底下，相互帮着整理了一下衣饰头发，这才发现放钱的手包不见了。这才想起刚才跟女老板谈话时，手包是放在那张漂亮的写字台上的。仓皇外逃时，没顾得上拿手包。丢了手包，今天晚上真的要睡马路了。两人正在反复迟疑踌躇要不要回那照相馆去讨回手包时，那辆黑壳子福特车疾速开过来，嘎地一声停在了过街楼门口。又宽又长的老福特挡住了那又窄又小的过街楼出口。她们只有往里跑。但里头偏偏是条没有出口的死弄堂。而且只有短短的十来米长。也许是什么无线电研究所，也许是什么南音社，也许还有一幢主人常年外出不归的旧别墅，阳台上的落地钢窗钢门都已生锈。总之，所有的大门都紧闭着。研究所里有狗的吹叫。南音社里有二胡在吱嘎。但不等她两拼命敲门叫救命，福特车的车主已疾步走近了她两。她们一回头，却惶恐地看到他手里拎着她们的那只手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