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年的额吉(5)

    你逝去了，像早晚会发生的一样，像牧草枯荣一样。你的文明里没有吊丧，我赶到乔布格，是与你别离呢？还是最后和你重聚？

    我没有解决关于文明发言人的理论。不过我想，也许我用一生的感情和实践，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参考。

    一切都过于私人化了。

    即使在告别的文字里，额吉，我不愿渲染你的故事，抛出去供外人围观。作家的水平，就在于写与不写之间。我要执行守秘和规避的原则。我总在琢磨——你和人民的沉默。你可以安享你的安宁，你是我独自继承的遗产。我谨在这里向你道别，并遵守这个约束。

    牵着马，散步在乔布格的旧营盘上，我悄悄数着。二十八年，居然真的有了二十八年。我突然觉得它是一个天成的题目。我决定写一首蒙文的诗歌。就像最初我套用民歌《诺加》，填写了作家生涯的第一笔一样，我企图用《厄鲁特》的格式，写一首总结的蒙古歌。

    用诗表达的企图，连贯了二十八或者三十年。不用说那个《人民之子》（应该译成“平民之子”，蒙语……算了吧）——80年代我还曾准备使用全部蒙文“白字头”的排列，写一首长诗，后来当然由于能力不足而放弃。那里面有“赞颂恩情家乡的歌这么多呵，而宽阔的草原，沉默沉默”；还有“已经衰老青春不逝，这是什么病呢？更细数的话，我并不是从你所生”等句子。

    不能的我已经不想强求。总结的话不及早说，等机会遗失殆尽要后悔。用尽字母表的豪华设想是不现实的，然而，我毕竟是我，我要用她的话语，留下几句。我应该为这一切，留下几句蒙文诗。

    念头袭来的当夜，我睁眼望着天窗，失眠了。睡着前我已经默哼着，做出了几个小节，次日早晨我把它们追记着抄到纸上。那一次剩余的草原日子，我是沉浸在“头韵”和“比兴”里度过的。回到北京后我以为马上可以收尾，并且已经准备向第一次我发表作品的蒙文刊物——《花的原野》投稿。

    但是到了第二年，我决定把它带回草原去再改。在聚会的席间，我也曾经忍不住唱起过它。虽然屡屡修改，它一直停留在未完状态。此刻已是从1968年计数的第三十个年头，《二十八年的额吉》还没有写完。我喜欢在夜深时拿出它来，字斟句酌一会儿，渐渐沉入幻境。我喜欢反复地，在韵脚、对仗、一个个质感音声不同的单词里徘徊。除了叹息修养的欠缺，我逐渐发觉了：其实我想表达的，在题目里就表达完了。额吉，额吉，其实我用小说、用散文、还觉得不够而要用诗表达的，只是“额吉”而已。

    我打算在这篇散文里录下几节，充作结尾。

    最后挑了四节八句。我决心这一次做到语言的严谨，绝对不能再让转写乱七八糟。果然，请一位蒙古族的长辈帮助校对转写的时候，他也觉得费力：使用书面语和标准的蒙文诗律吧，作者我首先感到别扭。合乎语法的句子陌生并且转义，好多词儿都不是我会说的了。最后，他说，你干脆就直接转写乌珠穆沁口语吧！

    他的话，突兀地使我想起学《蒙古秘史》时，读过的一句费解的话：“它是把口语直接写进去的书”，寻思着觉得新奇。此刻写下的，是经过蒙古族专家校对，但是与辞典不尽相同的，我用乌珠穆沁口语写的几句小诗。我写着，不禁觉得这一切实在太难得了，心里涌漾起舍不得的感情。

    以下就是这几句诗的蒙语转写，以及字面的汉语直译。

    Ａｒｂａｎ Ｊｕｒγａｎ－ｕ ｓａｒａｎ－ｕ ｇｅｇｅｎ ｔａｎｇ－？观ｓ ｏｒｏ Ｊｕ ｉｒｅｌｅ

    Ａｌｈｕｎ ａｌｈｕｎ ｔａｎ－ｕ ａｉｓｕｉ Ｊａｍ－ｄｕ ？ｓüｎ ｂｏｉ Ｊｉγｓａｎ ｂｉ ｍ？ｎ

    十六的月光，从天窗那儿射进来

    一步步接近了你的路上，长大的是我

    Ｈｏｒｉｎ ｎａｉｍａｎ Ｊｉｌ－ｕｎ ｔｅｒｅｎ ｎｕｔｕγ－ｔｕ ｍｏｒｉ ｍｉｎｉ Ｊｏγｓōｄ ｙａｂｕｈｕ üｇｅｉ

    Ｈū ｃｉｎ－ｉｙａｎ ｅｍüｓüｇｓｅｎ ｔａ ｂｏｌ ａγü ｔōｎｕ ｄｏｔｕｒａ ｂａｉｎ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