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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气节

时间:2012-10-22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朱自清 点击:

朱自清散文全集(在线阅读) >  论气节

 

    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着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主要的是所谓读 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但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青年代倒像不大理会这种传统的 标准,他们在用着正在建立的新的标准,也可以叫做新的尺度。中年代一般的接受这传统, 青年代却不理会它,这种脱节的现象是这种变的时代或动乱时代常有的。因此就引不起什么 讨论。直到近年,冯雪峰先生才将这标准这传统作为问题提出,加以分析和批判:这是在他 的《乡风与市风》那本杂文集里。
    冯先生指出“士节”的两种典型:一是忠臣,一是清高之士。他说后者往往因为脱离了 现实,成为“为节而节”的虚无主义者,结果往往会变了节。他却又说“士节”是对人生的 一种坚定的态度,是个人意志独立的表现。因此也可以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但 是这种人物的造就或完成,只有在后来的时代,例如我们的时代。冯先生的分析,笔者大体 同意;对这个问题笔者近来也常常加以思索,现在写出自己的一些意见,也许可以补充冯先 生所没有说到的。
    气和节似乎原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意念。《左传》上有“一鼓作气”的话,是说战斗的。 后来所谓“士气”就是这个气,也就是“斗志”;这个“士”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 然之气”,似乎就是这个气的转变与扩充。他说“至大至刚”,说“养勇”,都是带有战斗 性的。“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义”就是“有理”或“公道”。后来所谓“义 气”,意思要狭隘些,可也算是“浩然之气”的分支。现在我们常说的“正义感”,虽然特 别强调现实,似乎也还可以算是跟“浩然之气”联系着的。至于文天祥所歌咏的“正气”, 更显然跟“浩然之气”一脉相承。不过在笔者看来两者却并不完全相同,文氏似乎在强调那 消极的节。
    节的意念也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左传》里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的话。古代 注重礼乐,乐的精神是“和”,礼的精神是“节”。礼乐是贵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说是目 的。
    他们要定等级,明分际,要有稳固的社会秩序,所以要“节”,但是他们要统治,要上 统下,所以也要“和”。礼以“节”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着;乐以“和”为主,可也 得跟“节”配合着。节跟和是相反相成的。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可以说所谓“圣达节”等 等的“节”,是从礼乐里引申出来成了行为的标准或做人的标准;而这个节其实也就是传统 的“中道”。按说“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合,“节”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 在不犯不乱,这就带上消极性了。
    向来论气节的,大概总从东汉末年的党祸起头。那是所谓处士横议的时代。在野的士人 纷纷的批评和攻击宦官们的贪污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学。这些在野的士人虽然没有严密的组 织,却已经在联合起来,并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宦官们害怕了,于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领导 人。这就是所谓“党锢”或“钩党”,“钩”是“钩连”的意思。从这两个名称上可以见出 这是一种群众的力量。那时逃亡的党人,家家愿意收容着,所谓“望门投止”,也可以见出 人民的态度,这种党人,大家尊为气节之士。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也 就是不合作。这敢作敢为是以集体的力量为基础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气”与世俗所谓“义 气”只注重领导者的个人不一样。后来宋朝几千太学生请愿罢免奸臣,以及明朝东林党的攻 击宦官,都是集体运动,也都是气节的表现。
    但是这种表现里似乎积极的“气”更重于消极的“节”。
    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之下,集体的行动是不容易表现的,于是士人的立身处世就 偏向了“节”这个标准。在朝的要做忠臣。这种忠节或是表现在冒犯君主尊严的直谏上,有 时因此牺牲性命;或是表现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国上。忠而至于死,那是忠而又烈 了。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这种人表示不愿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游离于现实之外;或者更 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隐逸之士了。这两种节,忠节与高节,都是个人的消极的表现。忠 节至多造就一些失败的英雄,高节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汉,甚至于一些虚无主义 者。原来气是动的,可以变化。我们常说志气,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里, 志和气是配合着的。节却是静的,不变的;所以要“守节”,要不“失节”。有时候节甚至 于是死的,死的节跟活的现实脱了榫,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结果变了节,冯雪峰先生论到周 作人,就是眼前的例子。从统治阶级的立场看,“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臣到底是卫护着这 个阶级的,而清高之士消纳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这个阶级的。所以宋朝人说“饿死事小, 失节事大”,原先说的是女人,后来也用来说士人,这正是统治阶级代言人的口气,但是也 表示着到了那时代士的个人地位的增高和责任的加重。
    “士”或称为“读书人”,是统治阶级最下层的单位,并非“帮闲”。他们的利害跟君 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尝不如此。固然在野的处士可以不受君臣名分的束 缚,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但是他们得吃饭,这饭恐怕还得靠农民耕给他们吃,而 这些农民大概是属于他们做官的祖宗的遗产的。“躬耕”往往是一句门面话,就是偶然有个 把真正躬耕的如陶渊明,精神上或意识形态上也还是在负着天下兴亡之责的士,陶的《述 酒》等诗就是证据。可见处士虽然有时横议,那只是自家人吵嘴闹架,他们生活的基础一般 的主要的还是在农民的劳动上,跟君主与在朝的大夫并无两样,而一般的主要的意识形态, 彼此也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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