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家营(3)

    学校的图书馆，在一小院内，左手是阅览室；高台阶上是借书处，一次可借二本。我经常乱借一气，有的书一翻太深奥，只好赶紧退掉。我当时借看而印象较深的有，戈宝权编的《普希金文集》，汝龙翻译的《契诃夫小说选》，郑振铎主编的黑皮老本的《世界名著文库》，还有《巴金文集》《茅盾文集》《沈从文小说选》等等。契诃夫的《变色龙》《小公务员之死》让我乐不可支，笑出了眼泪；巴金的《萌芽》，写矿工的苦难，很吸引我；沈从文的《三三》《萧萧》，读来觉得很凄迷，但不是很理解；茅盾的《腐蚀》，是一个女特务的日记，我也不是很懂，但这书的自序中有段话：“呜呼，尘海茫茫，狐鬼满路，青年男女为环境所迫既未能不淫不屈，遂招致莫大的精神痛苦”，我每读总觉很过瘾，就记住了，念念不忘，不想竟记了一辈子，至今还能背诵。

    还记得，有天晚上，我在阅览室一口气读完了收获杂志上闻捷的长诗《复仇的火焰》，被浓郁的边疆情调和浓烈的诗意所打动，尤其是巴里坤草原上苦难的爱情。我走出院子，仍心潮难平，恰见一轮明月洒下万丈清辉，校园里如水如梦。我走，月亮也走，我停下，月亮也停下，我竟小跑起来，望着月亮和月边的流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这个青春感发的夜晚，终生难忘。

    因为一个同乡兄长在一家单位掌管图书，我借到了《人民文学》1956年、1957年的两个合订本，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作家的作品或被视为毒草的，我读了很多，如《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在桥梁工地上》《红豆》《美丽》《爬在旗杆上的人》《小巷深处》等。我还读了其他刊物上的《戒指》《在悬崖上》《棱角》等等。理论文章则读了何直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等。我读得津津有味，沉溺其中，废寝忘食，钻研之深不亚于当时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在潜意识里，我认同这些作家的良知，对文艺开始有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对当时的批判心存质疑。我觉得我很早就有一种叛逆性。有这样的阅读积累，使我在多年后的1978年，跨进文艺报社时，实际也是初入文学界时，我对文坛的熟悉程度，包括对作家作品的了解之广，使一些老同志颇感惊讶。我进文艺报没多久，就提出了访问王蒙的选题，并说我自己想写，得到了冯牧、孔罗荪、谢永旺等领导的首肯和支持。后来我抓住空隙，访问了回京探亲的王蒙，写出了访问记《春光唱彻方无憾——访王蒙》，发表在1979年初的《文艺报》上。那时王蒙还在新疆，还没有彻底平反。这当然是后话了。任何事都有来龙去脉。

    三

    也许因为年龄最小，也许因为一时没有找到好朋友，我当时感到很孤独，经常中午或下午从学校后门溜出来，沿着刘家堡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田埂，沿着黄河滩边上曲折的洼地或高岸不停地游走。那时社员们都在堡子周围农田里作业，河边显得空旷而不见人，弯弯的田间小路偶有板车上掉下来的一只西红柿或茄子什么的，颇像一幅西洋油画的意境。寂静使我听得见自己的心跳。

    春天，往西北方向望去，会猛然发现，“桃林社”的桃花一夜之间开了，那是一种无可比拟的惊艳，几千棵甚至上万棵桃树忽然绽开了粉红色的花朵，而衬托着它们的背景却是寸草不生的赭褐色的绵绵荒山，于是，最鲜艳、最奔放的花儿与最苍凉、最沉默的秃山构成了强烈的色彩对比，桃林像红霞，像红海，像火焰，在山脚下流淌着，在万古苍凉中寂寞地浮游着，燃烧着。安宁的桃花非常之美，我们只是静观和欣赏，那时并无多少宣传，不像现在，一到桃花季节，兰州就必然要举行盛大的国际桃花节，招商博览会，西部商洽会之类，声势越搞越大，桃花的美反倒褪色了。

    夏天，正午的河滩不见一人，我像行走在洪荒时代，有时我跃上一个高坡，放声高歌“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虽无听众，也有几分豪气。走累了我就脱光了跳进黄河游泳，然后赤条条地躺在沙滩上晒太阳；想象着附近的林子里有一个仙女下河了，我像童话中的英俊少年一样藏在树后，悄悄藏起了她的衣裳。我觉得我年轻的身体里正有一种狂野的东西在膨胀。我正美滋滋地胡思乱想，突然听到一声大喝：学生娃，你真是精尻子撵狼哩，胆子也太大了，这水你也敢下吗，你看见那种漩涡没有，漩进去你水性再好也凫不上来了。我抬头一看，见是一个放羊的中年人，肤色黝黑，目光炯炯地盯住我。我有点狼狈地赶快穿衣，朝他傻笑着。我奇怪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这时，我才注意到，在这条并不宽却很深的支流里，有漏斗样的漩涡在我身边停了一下，流走了，一会儿又来一个，又停了一下，似有所待，好像执意要把我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