竖回到上海的那一年，对雎安奇来说则是其导演生涯的一个重要的转折年份。他写了一个名叫《生日快乐！安先生》的电影剧本，讲述的是一个失败的男人在30岁生日这一天所经历的一系列荒诞故事。和以往独立、地下的拍摄方式不同，他找了制片公司，向电影局报审批，拿到了拍摄许可证，请姜武和郝蕾做主演，调度一百多个人的摄制组——这是他第一部决定公映的商业电影，他壮志雄心。“我要做商业电影，要么不出手，我一出手一定要颠覆这个市场的！”但这次尝试以一种无能为力的失败姿态收场，电影很快被禁，理由至今他还没弄清。“他们说调子太灰色，可能，那时候奥运会全国上下正欢欣鼓舞，也会影响些什么。”他失意极了，带着十本书，一个人躲到秦皇岛的祖山修炼气功，等到心情平复，才回到北京。
2012年，雎安奇带着新创作的剧本去上海参加电影节。在电影节上他碰到竖的一个诗人朋友，他们聊起竖的近况，听说竖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生活安稳，还结婚了，他十分惊讶，“竖以前是烟酒不离手的一个人啊。”结束后，他打电话给竖，约他见面。
当天晚上，雎安奇见到竖，简直有点认不出来了——竖穿了一身西装，拎着公文包，骑着一辆自行车，看上去和普通的上海白领没什么两样。那时，竖的父亲刚刚去世一个月，而他的女儿即将出生。竖仍记得雎安奇喜欢露天吃饭。“走，我带你去一个大排档，非常好吃。”
竖骑车载他，雎安奇坐在后车座，自行车在上海狭窄的弄堂间行驶，歪歪斜斜。那一刻，他们似乎又回到2002年从北京西客站搭乘前往乌鲁木齐的火车的那个清晨——一种彼此息息相关的感觉再次出现在他们之间。雎安奇想起了北野武的电影《坏孩子的天空》那个场景——一个男孩骑车带着另一个男孩在操场上转圈。
那次吃饭，他们不再争吵，互相称赞对方的优点。竖送给雎安奇一本朋友帮他出的诗集《和一个混蛋去埃及》。雎安奇没想到竖还在写诗，“就像是现实中的卡夫卡，一个小职员，别人不知道他写出来的东西有多么伟大”。
回到北京，雎安奇翻阅竖的诗集。他非常感动，发短信给竖：“写得真好，太感动了，我们的缘分毕竟不是没缘没由的。”他终于能够平静地面对那次旅程。他打开尘封多年的磁带，有的磁带磁粉已经脱落，很多男女镜头甚至出现了马赛克，他不无感慨：“时间给这些肉体打上了马赛克。”他决定把这部片子剪出来，并在电影里以字幕的方式插入竖的十六首诗。他反复调整影片的节奏，一剪就是一年多。
此间，竖从广告公司辞职，在嘉定的上海工艺美院学习版画。由于和妻子性格不合，他离婚了。他净身出户，没有任何积蓄，他像一个大学生住在学校宿舍里，每个月拿一千块钱的补贴。
父亲身份给竖的生活带来了重大的改变。他厌倦了广告行业的虚情假意，认为那些夸张的广告词充斥了欺骗，“做的事情就是吹牛撒谎，我不想我的女儿看到她父亲在做他厌恶的事情”。
版画是一项古老的传统艺术，但在中国几乎失传。竖所在的学校学习这项技艺的只有两个人，更多人会选择玉雕这类具有市场前景的技艺。他给我看许多日本版画，“浮世绘也是版画的一种，你看日本的版画发展到了多么高级的艺术水准，但在中国却逐渐沦为非常边缘的民俗”。
期间，雎安奇和竖偶尔联系一两次，主要是关于影片后期的合作——由于拍摄和剪辑之间相隔了十二年，竖需要为片子重新配音，甚至语态也随之调整。直到2014年8月，影片终于成型。9月，鹿特丹电影节亚洲选片人Gerwin来到北京雎安奇的工作室观看了刚刚剪辑完毕的《诗人出差了》。回到鹿特丹，Gerwin给他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够带这部影片参加电影节，而同时柏林电影节也给雎安奇发出了邀请。他非常兴奋，打电话给竖：“我们的电影如果开头出现的是鹿特丹的那只老虎，太牛气了！”
2015年1月，雎安奇和竖一起应邀前往鹿特丹参加电影节。竖来到北京和雎安奇会合，临行前，他第一次看到这部影片。
当影片开始，他恍如隔世，电影里发生的所有情景他说的所有台词，他完全不记得了。唯一能够确定的，他知道那个人是他，“这让我觉得有点恐怖，一个人的遗忘竟然是这么厉害”。
他看完非常感动，几乎要哭了出来，“如果这个片子当时就剪出来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甚至不可能好，那个时候我们对待人生都太过尖锐，有一口恶气要出，那个东西一定是不平和的。现在我看到的这部电影没有锋芒，只有真诚，这个力量更大更重要”。
“你最喜欢电影的哪个部分？”我问竖。
“故事的结尾。在一天清晨，我继续上路，我是一个带有希望的人。哪怕这个希望非常微弱，像蜡烛的光一直在摇曳随时被吹灭，但对我来说就是希望，我一直没有熄灭这个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