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那时你最想写的是什么？
何伟：那时我更喜欢虚构类作品。主要是因为我对这类题材更熟悉，我想我当时相信小说更重要，更有文学性，更具艺术感。这在我们的文学生态中也是一种通识。小说比非虚构更有声望。小说界的奖项也更多——比如，诺贝尔奖会颁给非虚构作品吗？一切都在暗示非虚构类作品没有艺术性。我那时很年轻，大概未加思索就接受了这种偏见。
所以上学期间我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写小说上。但一份工作将我带入了非虚构的领域。那时每个暑假我都去做调研员，那些工作包括采访与整理资料，都是非常实用的技巧。大三之后，我得到了一份在凯洛格基金会（KelloggFoundation）担任人种学调研员的暑期工。我要前往密西西比河畔的小城赛克斯顿（Sikeston），在当地做些调研，写一份较长的人类学论文。因为他们想更深入地了解那个地方，从而为当地的年轻人开发一些课程。
我当时非常年轻，但那份工作给我了很大的自由度和责任感。我必须自己规划所有的调研，没人会指导我。我开车南下到赛克斯顿，住进一家旅馆，然后采访当地社区的居民。那真是一段非常棒的经历，毫无疑问是我在大学期间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最后，我在一家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这篇调研文章，但那完全是我的个人行为，与大学课程无关。那就是一份暑期工而已。这就是教育面临的困境——你仍然需要在规定学科之外不断地学习。我很幸运在大学就得到了这样的机会。在成为一名作家的路上，它对我影响很大。当我打算写一个长江边的小城时，我仍然能用到当年写密西西比河边那个小镇时的经验。
正午：你最初发表的都是什么样的故事？
何伟：在牛津大学读书时，我开始零散接一些自由撰稿的活儿。我曾去瑞士报道一个职业篮球运动员，可实际上我并不知道该怎么做。其实我在牛津也不常写东西，对我来说，那是令人沮丧的一段时间。1994年夏天毕业后，我决定花半年时间环游世界，到东方去看看。我当时的想法是多走一些国家，然后决定接下来住在哪里。但我也计划写点什么。旅途中我一直都在寻找故事，回到美国后我把它们都写了出来。
第一个故事，是我乘火车从莫斯科到北京的经历。那是一次迷人的旅行，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我写了一篇随笔，寄给了《纽约时报》。我不认识那里的任何人，只是盲目地投了稿。奇迹地是，他们发表了那篇文章。我就这样开始了。那段时间我的署名是PeteHessler，而不是PeterHessler。大部分作品都是游记。
正午：编辑们是怎么反馈他们的意见的？
何伟：他们对我真的很好。我那时不在纽约或华盛顿，住在密苏里的父母家里，文章写好后再邮寄给他们。在媒体这一行，我不认识任何人。最初我每年都能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两三篇文章，同时还为ThePhiladelphiaInquirer，TheWashingtonPost，TheNewarkStar-Ledger和其他报刊撰稿。TheNewarkStar-Ledger的编辑给了我最大的鼓励。他说，我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
正午：那时在美国做一名全职作家，是否很难？
何伟：那时我其实还没有能力养活自己。虽然我已经发表了相当数量的文章，但绝大部分都是发在报纸的旅游版上，稿酬并不丰厚。所以，我跟父母一起住以节省生活开销，同时我还在密苏里大学教书以及担任助教。那段期间我还尝试写一本书，讲述我从牛津返回美国期间的旅行经历。我写了大约150页之后把稿子寄给了纽约的一家出版商。一位编辑给我答复说，有些章节很不错，但是她不觉得达到了可以出版的标准。我同意她的意见。我并没有因此感到消极。我很享受写书的过程，并且我相信自己最终会拿出更好的作品。
我想当时我对未来并不确定——我知道要成为一名作家会很难，而且我仍然不知道自己应该着重写小说还是写非虚构。但我确定自己想学习一门外语，并且去国外生活，写点更深入的东西。所以我加入了和平队，到了中国。
正午：写《江城》之前，你在涪陵居住时都在写什么？
何伟：我在涪陵写的大部分故事，都没有发表。写过一些旅行故事，其中一两篇还不错，发表在《纽约时报》。有一篇是我在成都的一家茶馆坐了12个小时，观察周围的人。但我并没做太多自由撰稿。因为给纽约的编辑发稿真的很麻烦——我当时没有电子邮件。稿子是邮寄过去的，然后当我们需要编辑修改时，每次都要长途跋涉到乌江对面去收发传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