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爸爸以前是极好面子的，但如今居然抱着扑通跑去机场接我，就为了我第一眼能看到它而开心，妈妈每次给我发微信，也是先拍几张扑通的照片让我放心。以前他们给我电话，每次都是三句式问候：吃了吗？北京冷吗？最近忙吗？但有了扑通，我们几乎总围绕它的琐碎生活说话了。
我漫不经心回应说：“假的啦。”爸爸严肃地说：“假的就不要乱说，扑通会想很久。”我说它是狗，哪里能听懂。
“每一句它都能听懂。”爸爸很认真。
六
离家的那天，爸爸妈妈带着扑通去机场送我。扑通在车里呜呜直叫，紧张得上蹿下跳。妈妈说：“车里突然多了个姐姐，扑通不习惯吗？”抱着它使劲地哄。
过去十几年，从家里到机场的这一程总是很沉默，大家都想说点什么，但又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听着交通广播台一路走。但扑通回家后的这几年，这一段路程成了它的表演时间，紧张、不舍、害怕、担忧，我们总试图分析它这异常的反应到底代表了哪种情绪。
到了机场，爸爸依然跑去看北京的天气预报，扑通在妈妈的怀里，四处张望。“看，它在找你爸呢。”妈妈说。
我隔着安检门拍下外面摇摇招手的妈妈，她怀里的扑通难分难舍地呜呜直叫。爸爸远远站在一旁，假装毫不在意却撑长脖子注视我。相聚之日的镜头一个个闪过，有那么一刻，我觉得相互依靠生活的每个画面，都可以不断重复过上一万年。
视觉
一种同人亲近，摆脱孤独的渴望。
——安德斯·皮特森
平行故事
文_游莉
2013年我从梨形美术馆的微博上初次看到罗马尼亚画家SerbanSavu的作品，他的画很像我拍的照片。这之所以不是我个人的错觉，是因为这条微博下就有人@了我的名字，那之后也有一位朋友具体对比过我们的一张作品，描述的都是萧瑟的冬季，一群人在雪原上围观着什么我们无法说清的事情。第二年，朋友从美国为我带回一本他的画册。我注意到我们同样生于1978年，几乎同时上学和毕业，成长于社会主义工业城市，又接受了相似的美术教育。他笔下那个陌生的国家有着我熟悉的气息——他的画中人、风景，甚至汽车的样式都与我的记忆相吻合。
Serban画面中的场景似乎都发生在城市的边缘，但又远离田园的诗意。它既不荒谬也不奇幻，并无什么可观之处，人对自然刚刚有一点改造，但又随时可以放弃。风景和土地一点也不伟大，是一种无趣的所在。缺少传统的风景画中画家对景色的眷恋之情，好像这是仅有一种的景色，没什么特别。那里有一些灰色的苏维埃式住宅楼，居民区，空旷的郊野中剩下一些似乎烂尾了的混凝土建筑，人们乘坐公交车往来，小汽车仍然昂贵又稀缺，这导致停车场上总是没能停放足够的汽车。而它们又总是坏掉，人们从而哪里也去不了。Serban像常常使用长焦镜头的摄影者，透过遥远的距离注视着当时当地。空间被这种镜头感压缩了，地平线在居高临下的俯视中消失，工厂水坝荒野阡陌变成颜色和线条，呈现为一种灰绿色的背景。这个背景衬托着画面里面目难辨的人群，他们在土地上进行着微不足道的劳动，休憩，目睹被炸毁的建筑，看不出喜悦和悲情，对周遭发生的一切表现出一种“没指望了”的淡漠。
在罗马尼亚的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推行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建设，继而需要树立新的工人形象作为意识形态的代表。他们基于勒·柯布西耶（LeCorbusier）的现代主义理念，进行了实验性的城市规划，国家在短暂的时间内建立起新的城市。这些区域依山傍水，以便体现革命工作中人、自然以及科技的关系。曾经生活在乡村的人们被转移安置到这里。国家要将他们打造成一种社会主义“新人”（TheNewMan）——理想世界中的新公民。这些人在新兴的工业区谋得一份工作，住进用廉价材料搭建起的公寓，心怀用劳动改造世界的抱负，准备通过自我牺牲式的工作热情向工人阶级的新形象无限靠拢。
然而，计划似乎出了什么问题，1989年罗马尼亚革命之后，齐奥塞斯库所领导的政权被推翻，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投机热潮席卷了这个国家，短短的几年之内，国有资产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大量流失，工厂倒闭，罗马尼亚本来相对的低成本的劳动力随着中国开放了更加廉价的劳动力市场而迅速丧失了市场竞争力。这致使罗马尼亚失业人口激增，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计划经济时代刚刚诞生的城市在短短几年内成了新的贫民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