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穿一条红色的超短裙，露出一双破了好几个窟窿的长筒丝袜，脚上是一双漂亮的红皮鞋，上面系着火红的丝带。她撩开了头巾，露出她的肩膀与插在衬衣上的一束金合欢花。她嘴角上也叼着一朵小花，柳腰款摆，招摇而行，活像哥尔多巴养马场里一匹小牝马。若在我的家乡，大家看见一个如此装束的女人，都会惊骇得画十字，但在塞维利亚，她的体态风情却博得了每个人带轻薄意味的奉承。而她，则一唱一和，还两手叉着腰，向众人大抛媚眼，那种放浪淫荡的劲头，真不愧为地道的波希米亚妞。我起先并不喜欢她，便又埋头做我的活计。但是她呀，像所有的女人，像所有的猫儿，你叫她们，她们不来，你不叫她们，她们偏要来，她竟然在我跟前停下，跟我搭讪：
“大哥，”她用安达卢西亚的方式称呼我，“你的链子能不能送我，给我系钱柜上的钥匙？”
“这是我系铳针用的。”我回答说。
“你枪上的铳针！”她大肆嘲笑地嚷嚷，“哦，你老兄原来是做挑绣活计的，怪不得要用上钩针呀！”
在场的人哄然而笑。我满脸通红，尴尬得答不上话来。
她得寸进尺，说：“来呀，我的心肝，替我钩七尺黑色花边做一块头巾吧，亲爱的钩针师傅！”
说着，她取下嘴角上的小花，用大拇指一弹，正好将花弹中我的鼻梁。先生，那花简直就像一颗子弹……我无从躲闪，挨个正着，像呆在那里的一根木头。她走进工厂后，我才发现那朵花已落在地上，正好在我两脚之间，我不知是中了什么魔，竟趁着弟兄们不注意的时候，将花捡了起来，如获至宝地放进上衣口袋。这是我干下的第一桩蠢事！
过了两三个小时，我还沉浸在对这件事的回味中，突然，一个看门人气喘吁吁、面无人色地跑进警卫室来，报告说卷雪茄的大厅里，有一个女人被杀，必须赶快派警卫去管。排长命令我带两个弟兄进去。我领着人上楼，先生，您能想象吗，我一进大厅，首先看到的是，三百个只穿着衬衣或几乎只有衬衣蔽体的妇女，正在又叫又嚷、指手画脚、闹成一片，声响震耳，即使天上打雷，大厅里也听不见。有个女人躺在地上，仰面朝天，浑身是血，脸上被人用刀划了个大十字，几个心肠好的女工正在忙着救护。靠近伤者的另一旁，卡尔曼已被五六个同事逮着。受伤倒地的那个女人嚷道：“快叫神甫来，我快死了！我要忏悔！”卡尔曼则一声不吭，咬紧牙关，眼睛滴溜溜乱转，活像四脚蛇一样。
“怎么回事？”我问道。
女工们七嘴八舌，同时向我讲述，我好不容易才听清楚事情的经过。大致上是这么样的，那受伤的女人夸口自己兜里有许多钱，足可以在特里亚纳集市上买一头驴子。多嘴好事的卡尔曼取笑道：“嘿！你有一把扫帚还不够吗？”对方一听便恼，认为此语恶毒伤人，也许是由于扫帚一词犯了自己的忌讳，便针尖对麦芒，反击说，她对扫帚一窍不通，既没有荣幸做波希米亚人，也当不上撒旦的干女儿，不过，将来卡尔曼小姐陪市长大人去散步，屁股后面跟着两个仆人轰苍蝇的时候，就会很快跟她买下的驴子混熟的。卡尔曼一听对方的反唇相讥，便说：“那好吧，我先在你脸上挖几个槽让苍蝇喝水，还想给你脸上划一个棋盘哩。”说时迟，那时快，她拿起一把切雪茄烟的刀，咔嚓两下，让对方的脸上开了花。
案情一清二楚，我抓住卡尔曼的胳膊，彬彬有礼地对她说：“大妹子，你得跟我走。”她瞅了我一眼，似乎认出了我，乖乖地说：“那就走吧，我的头巾呢？”她系上头巾，只露出一双大眼睛，温顺得像一只绵羊，跟随我的两个兄弟走了。到了警卫室，排长认为案情严重，得把她关进监狱。押解的差事又落到我头上，我命令两个龙骑兵一边一个，把她夹在中间，而我则按押解犯人的规矩，一人殿后。我们一行人就这么朝城里进发。起初，那波希米亚女子一声不吭，但到了蛇街——这条街您是认识的，弯弯曲曲，真是名符其实——一进街口，她故意让头巾滑落在肩上，让我看见她那迷人的脸蛋，而且老扭过头来，和我说话：
“长官，您要带我去哪儿？”
“去监狱，可怜的小家伙。”我尽可能以柔和的口气回答她，一个好军人对待囚犯，尤其是女犯，理当如此。
“哎哟，那我将来会变成个什么呀，长官大人，可怜可怜我吧。您这么年轻，这么和气……”然后，她压低声音说道：“放我逃吧，我会给您一块‘巴拉齐’，它可以使所有的女人都爱您。”
先生，“巴拉齐”是指一种磁石，据波希米亚人说，掌握了某种秘诀，可以用它施展许多法术。例如，刮下若干粉末掺入一杯白葡萄酒里让女人喝下，她就会任你摆布。当时，面对卡尔曼以上的诱劝，我摆出最最一本正经的面孔，对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