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过“和平队”的另一个作家保罗·索鲁（PaulTheroux）曾写道：“我给那些想要写作的年轻朋友的建议就是：离开家。”我也觉得这话说得没错——离开家会迫使你变得更敏锐，你的想法、早已形成的思维观念都将接受挑战。所有这些都会帮助你成为一个作家。在我的人生中，在感性和智识上脱胎换骨成长的阶段，并不是在普林斯顿大学或牛津大学。它们当然都是很棒的大学，尤其我还幸运地遇到像麦克菲这样优秀的写作老师。但这仍然不是我作家训练中最重要的部分。让我收获最多的地方，是涪陵。当我第一次乘船从重庆前往涪陵，我才二十七岁，我知道自己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写作者。那会儿我还没打算把中国的经历写成一本书，我知道自己还没准备好。但接下来两年发生的事却戏剧化地改变了我的能力。现在我仍清晰地记得刚开始动笔描写涪陵的时刻，那时我在“和平队”的历程即将结束。和往常一样，我一边写一边大声朗读，聆听叙述的节奏。突然，我像听到了另一个人的声音。我写作的腔调彻底变了——感觉很深沉，也更加笃定；页面上的那些字句仿佛被赋予了新的生命。这部分是因为我终于有了非常棒的写作素材——我在涪陵的经历是如此特别而迷人，我也深深地喜欢我所描写的那些人、那个地方。但更主要的原因却是我成长了。身为一个外国人，生活在1990年代中期的涪陵并不容易，有很多让人深感挫败或羞耻的时刻。但幸运地，也有很多激动人心的、愉悦的时刻。到最后，这段经历对我的影响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两年之后，我彻底变了一个人。
所以这是我给年轻作者的最后一条建议。离开家。离开你的家庭，离开你熟悉的日常，离开你舒适的社交圈。花时间跟与你不同的人在一起。学着去观察、思考和描述其他人，而不仅仅只是写你自己。不要畏惧挑战。有时最让人生畏的可能性，反而带给你最丰厚的回报。当我回看自己早期的作家之路，有两个决定下得格外艰难。第一个是参加“和平队”，那意味着我将消失整整两年，而且每个月只能挣120美元。第二个艰难的决定是1999年，我结束了“和平队”生涯，回到美国试图找新闻方面的工作。我向十几家报纸杂志递交了简历，但全被拒了。因此我决定自行返回北京，试试看能否成为一个自由撰稿人。当时，这个决定是挺吓人的，因为我不认识任何在中国的记者，也不确定自己究竟能否维持生计。但结果证明，这比留在美国接受一份工作好了不知多少，因为它使我身处一个能迅速收集到鲜活素材的位置。而且我还拥有自由——我可以自行决定写作的主题，还能依照我的方式去写，而不用听从某个编辑的建议。就像约翰·麦克菲曾告诉我的那样：“你完全有能力自己完成。”这对任何写作者都是一个经验，无论他在美国还是中国——一个写作者可以得到来自老师、编辑或者同事的多方助力，但他们能做的永远有限。最终，一个作家是由自己的努力造就的，也是由一路的失败和否定造就的。因此，慎重做出决定，并且认识到，你是被自己所掌控的，你有能力改变自己的人生。说到底，你才是那个书写自己故事的人。
特写
唯一能够了解的道路是创造一个自己的世界。
——史蒂文斯
***朋克
文_叶三
一
1994年，吴维十九岁。这一年，他的两个朋友死了，一个混帮派死在街头，另一个死在他的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