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散文排行榜（全文在线阅读） > 我的“延川老乡”
——关于北京知青的记忆
2011年8月初，我有幸在桥儿沟鲁艺旧址前，为正在延安干部学院学习的“全国高校主要领导延安培训班”学员们讲授了一堂《鲁艺与延安文艺的繁荣与发展》的现场教学课。这个班有两位曾在延安插过队的北京知青：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教授；一位是浙江大学校长杨卫院士。钟秉林校长当年在延长县插队，而杨卫校长则在我的家乡延川县插队。在此之前，我虽一直没有见过大名鼎鼎的杨卫院士，但这毫不影响我对他的了解。我少年时代，曾在家乡的县级文艺小报《山花》上读过他的诗歌，他当年是位文艺青年。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与杨卫校长的交谈在现场教学课之前就很顺畅地展开了。杨卫旁边的西安交通大学校长郑南宁院士，似乎奇怪我的普通话，他问我：“你也是北京知青？”未等我开口，杨校长就说：“他是我的延川老乡！”“延川老乡？”郑校长更加疑惑了。我赶紧解释：“杨校长当年在延川插队，我是延川人，我们这就成老乡了！……”我的话把郑校长逗笑了，我和杨校长也会心地笑了。
是啊，“延川老乡”这个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词语，在我和杨卫心里却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包括信任和理解。而能用“延川老乡”这个词把我们这两位未曾见过面的人的情感紧紧焊接在一起的，则是那场让众多北京青年与这块土地发生联系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期间，先后有二万八千名北京知青来到当时的延安地区插队，其中的大部分人是1969年2月初来到延安地区的各个县农村的。有资料记载，我的家乡延川县当时接纳了两千多名北京知青，全部来自海淀区，这其中的很大一部分还是清华大学附中的学生。这些知青里包括现任总书记的***同志、已故著名作家史铁生先生、著名作家陶正先生、浙江大学校长杨卫院士、美国某文图公司总裁孙立哲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美华女士、著名画家邢仪女士，等等。我的老家禹居公社禹居大队梁家沟生产队，这个当时只有二十户人家的单一姓氏的小山村，呼啦一下子来了十九位北京知青，他们对这个小山村的文化影响可想而知。我现在仍能清晰地记得他们的名字：录志宏、赵红梅、李万英、任颖光……
我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北京知青来到梁家沟村时，我的年纪还小，尚不能清楚地记得他们到来时的情景，但经常听爷爷像讲“古朝”一样讲述他们的新鲜事。爷爷抽着旱烟锅，不紧不慢地说：“***开始了，这群北京娃娃们没有事情干，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他老人家发话了，这些娃娃们剩在北京城里会无事生非的，干脆送到延安农村去锻炼锻炼，给他们这些生驴驹们套个笼头，压压身子，调教他们哩……”爷爷好像稳坐朝堂的决策者一样，能把事情说得有根有据，有板有眼。最高领袖当年是否有这样的决策考虑，这一切已无从知晓了。然而，当我在中学语文课本上学到孟子言：“故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时，我更加坚定了北京知青来到延安农村就是压担子的一道工序的想法。现在看来，我当年众多幼稚的想法今天终于成为现实。这批脚踩过泥土的、曾接过地气的北京知青，今天已经真正成为中国的栋梁。
我仍能清晰地记得爷爷当年讲“古朝”时的情景。爷爷说：“这些知青像星星一样从天上撒下来，撒到咱这些山沟里的。他们来时，用面包喂狗、饼干喂驴，把韭菜当麦苗哩！……”“面包喂狗，饼干喂驴？”孩子们生怕听错了，反问一遍。“是面包喂狗，饼干喂驴！”爷爷在此肯定地说。
“噢！……”我们发出惊讶的笑声。我们这小山村里的孩子怎也不相信这事是真的，因为我们这群孩子中的大部分甚至连面包与饼干都没见过、都分不清，而从爷爷的讲述中那应该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一种东西了。至于把韭菜当麦苗，这更让农村孩子们好笑，稍有农村生活常识的人是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在孩子们惊讶与感慨之后，爷爷又说：“这些娃娃们原来什么也不会，可只用了半年工夫，锄镰老镢样样会使，成了好受苦人了！咱山沟里条件不好，这些娃娃们可受了罪了！……”我那时候怎也想不明白，北京知青到山沟里来就是受罪？那么，我们这些像土疙瘩林里刨出来的洋芋蛋蛋们，就不叫受罪？……这些幼稚的问题在当时幼小的脑际盘旋了很长时间，但又终于没有问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