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延川老乡”(5)

    ***当时虽没有写进《延川十唱》，但同样也很有名，他当时在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梁家河村在文安驿镇对面的小山沟里，距镇子二三公里的样子，而文安驿与禹居虽说是两个公社，也不到四五公里的距离。当时，这两个公社只有一个文安驿集市，我们这群小孩每逢集市，总要走到文安驿集上溜达一遭。***在梁家河村插了七年队，乡亲们没有因为他是“黑帮”子女而歧视，相反给他入了党，选举他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让他放手工作。他在担任村大队党支部书记期间，带领全村群众打坝造田，大办沼气，还建成了陕西省第一个沼气化农村。“沼气”可是个好东西，既可以做饭，也可积肥，还卫生与环保，真可谓“一气”几得，在干旱少雨缺少肥料的陕北农村确实有推广价值。我记得大概是三四年级的时候，县里发文件，让全县人学习文安驿公社梁家河村大办沼气的经验，我也参加过挖沼气池的义务劳动。现在回过头来想，在当时的情况下，建沼气村无疑是一场深刻的农村革命：一是能彻底解决农村人的烧火做饭问题，解放生产力；二是有效解决农村的肥料短缺问题；三是因建沼气池能引起农村的“厕所革命”和公共卫生革命。当时，陕北农村人的厕所叫“茅厕”，蛆虫乱爬，是公共环境最差的一个场所。一到夏天，绿头苍蝇嗡嗡乱飞，让人恶心不已。***同志是1975年被乡亲们推荐到清华大学上大学的，这样他离开了插队七年的梁家河村。2005年，时任浙江省省委书记的***同志在接受延安电视台《我是延安人》栏目记者采访时说，他在离开梁家河的那天早晨醒来，发现全村的男女老少都站在院子里为他送行。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痛痛快快地哭了一鼻子。是的，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动情时。我看见接受采访的***同志的眼圈有些泛红，他控制住了自己的回忆情绪。但我却对着荧屏落泪了，一个懂得尊重历史与感恩大地的人，他会走得更远的，我心里默默地祝福！

    陶正，也是当时有名的北京知青，他是以清华大学高中毕业生的身份来延川关庄公社鸭巷村插队的。他来插队时，专门从北京带了台油印机，痴情于文学，发誓要拯救全世界受苦受难的穷人。1972年，他与谷溪、路遥、闻频、军民等人，创办了“***”时期具有“泥土气息”的县级文艺小报《山花》。

    《山花》的创刊，开创了延川文艺的“山花时代”。从此，以路遥、谷溪、闻频、陶正、荆竹、海波等人为核心的“山花作家群”登上中国当代文坛。新时期以来，“山花作家群”越来越壮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就有十余名之多，这在陕西乃至西北地区都是个奇迹！陶正当时最有名的诗歌，是与高红十合作的长诗《理想之歌》，我上小学时曾学过，记得开头是：“蓝天，白云……”

    1974年，陶正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到北大中文系上学去了。再后来，他成为北京市一名专业作家。新时期以来，他以陕北农村生活为题材创作的多部中短篇小说，先后多次荣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优秀短篇小说奖，在文坛刮起过“陶正旋风”。

    除此以外，陶海粟、吴美华、蔡玉珠等人也很有名，我在小时候就经常听说他们的事迹。相反，在关庄公社关家庄村当饲养员的史铁生当时却默默无闻。据说史铁生那时候的主要工作是喂牲口，副业是给村里当画匠，画家具。

    他本身有先天性的腰椎裂柱病，村里人给他安排了相对轻松的农活。谁也不曾想到，他在拦牛时遭遇了一场瓢泼大雨。大雨浇透了他，让他发烧感冒，引起腰椎裂柱病发作，才酿成后来终日以轮椅为伴的大患。他回到京城后，开始文学创作。他把目光投向当年插队的小山村，并在那时找到了温馨而美好的记忆。他对我的影响是1983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奖以后，我知道延川走出的作家中不仅有路遥、陶正、谷溪、闻频、荆竹，也有史铁生。史铁生这篇用散文化的抒情笔法所创作的小说对我影响很大：原来陕北农村平淡无奇的生活，经过作者的深思过滤后，赋予了抒情的诗性。这篇小说教给我如何发现生活中的美，并如何加以提炼与抒发的技巧。史铁生2010年12月31日凌晨病逝后，我用最快的速度写出两篇悼念散文，表达一位深受他文学影响的延川晚辈的怀念之情。在延安插过队的北京知青成为作家的很多，如高红十、梅绍静、叶延滨、陈行之等，他们的作品也不同程度地对我产生过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