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煤者之殇(2)

    为了让他少走路，放学后我们一般都拥到他家做作业。大章的母亲每次都早早的把小桌子和小凳子给我们准备好，然后坐到门口纳鞋底或者择菜，其实是给我们“站岗”，不让邻居大声说笑或者小孩进屋影响我们。他父亲是煤矿上的运班工人，在井口负责摘挂运输小滑车。喜欢喝酒喜欢说话，而且嗓门特别大。在他家学习如果碰到他喝酒，就听他数落儿子：“大章，你啥时候能给我考个60分80分的……”往往他一唠叨，我们便互相使眼神，以写完作业为由，悄悄地溜出充满酒香和唠叨的家门。

    我们不愿看到大章挨熊的尴尬样子。

    读完初小四年级，不知是他父亲的想法，还是他自己的想法，说什么也不再念书了，到家属委员会报名待业。成为矿上年龄最小的待业青年和唯一的残疾青年。那年他刚刚十五岁。

    我们上初中的时候，他已是公社（镇）开办的小煤矿上的过磅员，开始挣钱养家了，每月能开21元钱，真的有些让我们羡慕、嫉妒和眼馋。

    三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煤炭像食品一样珍贵和紧缺，不但不好买，买也要用煤票。城里人取暖煤每人每年只有三五百斤，农村连这一点也没有。一些想用煤的人便想方设法偷偷买高价煤，或者托关系到小煤井上去买煤。过磅员成了买煤人必须经过和讨好的重要关口。一吨煤多几十斤或者少几十斤根本看不出来，也就一锨两锨的事儿。买煤人为了有点赚头，经常悄没声息地塞给过磅员一盒烟或者一点土特产之类的东西。

    大章的命运在过磅中悄然发生着改变。

    原来他骑一辆大金鹿牌自行车上下班，这车与其说骑，不如说是他行走的拐杖和带东西的工具。每次下班经过长长的宿舍区，一些比他年长的邻居就跟他开玩笑，指着车后座上鼓鼓囊囊的口袋问他：“大章，今天带的啥？地瓜还是地蛋（土豆）？”

    大章已经习惯了邻居们的玩笑，每次都喘着粗气无表情的“吭”一声，不答复不肯定也不否定，一瘸一踮地推着车子穿过为嘻嘻哈哈拉起来的无形甬道。他知道背后有邻居议论他，也清楚朝他射来的目光里有羡慕也有眼馋。他不再羞涩，而是用不断拔起的胸迎接各种目光。每天在这丰富多彩的目光里闪进闪出，如同享受温泉的沐浴，让曾经卑屈的自尊心得到极大满足。

    他像一颗星一样升腾起来，牵着人们注视的眼睛。

    四

    四宿舍都是依山而建的平房，北高南低，中间有两条交叉贯穿东西和南北的土路，虽然坑坑洼洼，但十字路宽绰，有石碾，有厕所，有小卖部，有路灯，还有四五棵窜天高的白杨树。这里自然而然成了邻居们凑热闹的“小广场”和信息采集与释放集散地。大章的父亲几乎天天到这里来。拿个马扎子一坐，便与邻居海阔天空侃起来。大章上班以后，他的脸上的笑意渐渐多起来，不断浓密和叠加着高兴的厚度。有时说，莱芜沙地的长果（花生）比土里长的香；有时把烟拿出来分给邻居抽，边分边说，这盒金叶烟是老大给的。老大就是王炳章。老爷子很少提王炳章的乳名了，也很少在人前嚷嚷，张口就是老大怎么怎么的。谁也没有想到，曾经被他父亲处处数落的残疾人王炳章，给他父亲带来了那么多引为自豪的面子。

    后来人们发现，王炳章下班的时候，经常有拖拉机把他送回来，拖拉机上面还有那辆自行车，很神奇很精神地挺立着，与主人一同检阅似的穿过宿舍区的黄土马路。有的邻居教育孩子：好好跟大章学，将来也有拖拉机坐。

    他的命运在靠山的小煤矿上不断发生着变化。

    有次，有个家在惠民的农村叔叔请父亲帮忙，想给老家买吨煤。父亲把家里积攒的煤票都给他，也只有半吨多。父亲让我找王炳章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帮帮忙。于是，我第一次走进了他上班的小煤矿。那是公社开的一个小煤井，井架很矮，但十分忙碌，吱吱的井架声断断续续地响着。煤场紧挨着井架，但没有煤，几个拿铁锨的人在等待，一筐煤从井架上来，倒出，便被他们瞬间抢到自己的车里。小煤井与我们参观过的大煤井没法比，职工上井下井和被挖出的煤炭同走这个井口。工人上下井，乘坐的不是电梯似的罐笼，而是一根光滑的木棒。那人骑在那木棒上，便由绞车缓缓地送下去，或者缓缓地拉上来，每次只能上下一人。看了职工乐呵呵地上下井，心里发紧，觉得那煤炭出来的真不容易，怪不得煤矿人把煤看得那样珍贵，也怪不得父母常念叨“不要费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