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一些心理学发达的国家，对于心理从业人员，是存在一些保护措施的。
某种角度来说，心理医生和收垃圾的，做着相似工作。只不过，清洁人员收的是生活垃圾或者工业垃圾，而我们则处理心灵垃圾。不管病人出现何种心理及精神疾病、除去外伤和遗传因素外，不外乎都是一些心灵创伤造成的。而这些心灵创伤，都是由误会、失败、压力、乃至仇恨等等负面原因引起的。病人慢慢将这些创伤和盘托出，得到一种宣泄，但是相应的，这种创伤被转移到了心理工作者身上。他不但要去理解它们、研究它们，最重要的，还要根据这些负面情绪，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久而久之，这些心灵垃圾，对从业者所产生的影响，也就不言而喻了。
所以，国外一般规定，大约三个月，最多半年，心理医生要找到另外一位同行，来分析并治疗自己身上出现的问题。
我会去找你帮忙，而你则会去找他……大家永远是单线联系，不存在你治疗我，反过来我也治疗你的概念。
然而，在心理事业还不发达的我国，由于监督制度缺乏，从业人也说平参差不齐等原因，想做到这一点，实在是难上加难。
绝大多数我国的心理医生，直到自己发病之前，都不会寻求他人的帮助。
于是，像我这样的人，直到出现了严重的幻觉，才不免忧心忡忡地问询我的咨询师，“依你看，我能控制自己神智的时间，还剩下几年。”这种感情，与癌症病人，问医生‘我还能活多久’的意思差不太多。
我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即使现在我还能控制，又即使我还能很好地分辨幻觉和现实，可是幻觉最致命的地方，就是说不定哪一天，真实和虚幻就会纠结成一团，彼此交织难解难分。等到这一天真的到来，我的生活，就跟《黑客帝国》所描述的差不多了。
美女心理医生简心蓝，明显对我的问题感到无所适从。她有心安慰我，可因为我们是同行，我也能轻易看穿那种没有任何专业价值的安慰，所以她选择了沉默不语。
耽搁了一会儿，她似乎略带着希望地告诉我：“我不敢说一定能找到治疗方法，不过有件事是值得注意的，我怀疑是你的焦虑情绪，导致了你的幻觉。”
“焦虑？我并不焦虑啊！”
“那只是你没有意识到罢了。我们换个说法，你看，这是你第四次出现幻觉，对吧？前面的三次，你也曾有过，关于你的病人会去死的幻觉。”
“是的。”
“然而，他们都没有死。”
“对，这也是事实，然后呢？”
“可是他们是有可能走进死路的。你想想看，就以小杰为例，小杰的父母，把他哥哥拿来自杀用的小刀，送给他做了生日礼物。这种家长，对孩子逼迫到何种程度，你我都心知肚明，如果任由这样下去，他的结局可想而知，早晚有一天追随哥哥，走上不归路。所以，你能预见到他眼前一片深渊，因此产生了关于他自杀的幻觉。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也可以这样想，正是因为你的介入，实际上阻止了他的恶化，也可以当作是你改变了他可能死亡的那种未来。”
我怎么听着那么像平行世界的理论啊……这让我汗颜，不过她没有留给我反驳的机会，继续说道，“对于一般的心理医生来说，预见到小杰的未来一片黑暗，这就够了。只不过你的情绪更加强烈，你的大脑给你呈现了一种更刺激的方式，让你幻想到小杰的死，这种刺激，加剧了你在他身上投入的精力和花费的时间。所以，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变相的焦虑。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能，我想我是理解的，不过……”不过我想到了一种带有自我厌恶的东西，“你是说，我的潜意识，在夸大病人病情本身。就好像我的潜意识里，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可以改变病人命运的先知。”这让我不禁作呕，我常常与那些自以为是的人也能和平相处，可假如这个毛病放在自己身上，实在是不能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