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波罗不让他闲着，让他和邵常来帮忙，他要拍照。一会儿在甲板上拍，一会儿跑到船尾拍，一会儿又要爬到桅杆上拍，那样可以把整个停泊的场面拍下来。上上下下，前后左右，拍了个遍。有人看见他像个笨拙的猴子缠在桅杆上，远远地向他吆喝、吹口哨，他也弄不明白人家是喜欢他还是讨厌他，腾出手来一律送人飞吻。
等他忙活完，拍照的激情耗得差不多，天也黄昏了。水面上升起连绵的炊烟，整个邵伯闸笼罩在晚饭的香气里。
晚饭后，前方有人喊，动了动了。过半个时辰，他们前面的船才开始缓慢地移动。别人动他们也得跟着动，可刚往前挪了不足三丈，又停下来。视野里的其他船也都停下。闸前重新成了一片泊船的大码头。老夏跟小波罗和谢平遥说，困了就可以睡了，下一次再往前挪，恐怕得半夜了，那还得管闸的官爷心情好，心情不好，这就是今天最后一次了。小波罗和谢平遥在甲板上有一搭没一搭地喝茶，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说了些什么他们自己说完也都不记得了。四周的船上有一半点起了灯烛，一半黑着。那些黑着的船头，多半有一两个忽明忽灭的亮光，是船主、水手和乘客们在抽烟。小波罗也在抽烟，想邀请老夏也来一块儿抽两袋，老夏说，他先眯一会儿，半夜还要起来，万一开闸放行，一寸也不能错过。
然后，困意袭来，他站起身，跟小波罗说了晚安，往自己舱房走。
第二天醒来，谢平遥无从判断夜里他们是否往前挪了若干米。周围还是那些船，要挪也是一起挪，算平移。当然老夏告知，还是挪了，快半夜的时候。一夜又积压了几十艘船，后面的队伍越来越长。一千多年来，这个时候都是运河最忙的时候。他在漕运总督部院时，有个老上司跟他说，如果运河是条死水，每年春夏之交，来往的船只穿行水上，摩擦生热也把河水给煮开了。小波罗又爬上桅杆，他为他们的船被淹没在前后浩荡的大军中大加赞叹。“太他妈壮观了！”他说，全维罗纳人只有他一个人如此幸运，见证了中国运河的强大。不是全维罗纳人，而是全意大利人，全欧洲人。但他攀在桅杆上同时抽动鼻子，闻到了某种怪味。他对谢平遥说：
“什么味？”
谢平遥说：“屎尿。”
太阳在东方，雾气继续从水面上升起。一夜间河里的便溺味随水汽一起上升。
距闸室还很远，水面就开始收缩，仿如一个漏斗。挤挤挨挨的船慢慢排成两列往前挪。行动迟缓到如果只盯着这一件事，那你简直没法忍受，会觉得那不是慢，而是根本就不动。可做的事反反复复做过了几遍，岸也上了三次，到第三天上午，小波罗的好奇和耐心终于用尽，他第四次上岸。谢平遥跟着他一起，从一条船跳到另外一条船上，直到攀上堤岸。大徒弟也跟师父申请到岸上活动一下。他还记着师父在这个地方睡过一个女人。但他运气没师父那么好，因为上了岸，小波罗突然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船闸竟能慢成这样。
河堤上长满矮小的旱芦苇、青草和很多种野花。一条路被无数双脚光亮地踩出来。他们往远处走，越走越高，最高处是三道闸门和两个闸室。在第一道闸门之前，他们看见了一头伏卧的大铁牛，通体散发着钢铁的幽亮黑光。一个时辰之后，谢平遥一个在船闸执勤的朋友给他们介绍过这头微微仰脸向天、双角尖利的铁牛：长一点九八米，高一点一米，重两吨。
继续往前走，站到最高处，整个船闸的构造一目了然，三门两室尽收眼底。当时正赶上一支运砖瓦的船队准备过闸。该船队有船十八艘，漫长的一支队伍。进船闸之前，先解散船队，第一道闸门提起后，一艘接一艘进入第一个闸室。闸门嵌在两个大石墩子之间。几十个人力光着膀子推动绞盘，油亮的汗珠在绷紧的脊背上滚动，阳光照过来，每个人的身体都在闪闪发光。闸门缓缓地提升起来。一支船队就占满了整个闸室的一边。全进来后，每艘船靠着闸室墙壁，首尾各有一根粗大的缆绳，把船拴牢在墙壁上一个个方框里的铁钩子上，固定的同时，第一道闸门放下，第二道闸门开启。第二个闸室的高水位注入进来，第一闸室水位升高，把船一点点抬起。等第一闸室的水位和第二闸室持平，船驶出闸室，重新进入了运河，然后编队再次进发。当它们驶出第二闸室，开启的闸门又关上。而身后，新的一拨船只已经进入了第一闸室。如此反复。与此同时，南下的船只也循同样程序，与北上的船只相向而行。在闸门升降之间，在闸室注水、水位持平、船只行驶之间，只有闸门前指挥员的令旗在挥动，只有推动绞盘的汉子们齐声的号子在响。运河上的航船得以上下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