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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在长江北岸，那里雨水较多，尤其是每年的梅雨季节，常常是连月不开。下得大的时候简直就像天被捅了个大窟窿，天上所有雨水都赶到这儿化作瀑流倾泻，所以，当我读到诗人聂鲁达的回忆录，一开篇就写到他家乡的无穷无尽的滂沱大雨，不仅不惊讶，而且觉得比较亲切。
总是下雨，当然令人讨厌，尤其是我们这些顽皮的小孩子喜欢“闹野”，一旦大雨倾盆，遍地泥泞，更不方便出去玩了，天地间阴阴惨惨，人又无所事事，心情自是很郁闷。我把家里的几本文学杂志都翻烂了，没有新的读物进来，那可真是百无聊赖啊！只好趴在窗户上看外面的行人如何撑着旧伞在雨中伶仃而行，或在泥泞里艰难跋涉，甚至一滑一跌，现出种种让人感到滑稽的怪象，也能开心一下，但稍久仍觉枯燥无趣。 是不是雨天都这样单调苦闷呢？也不是的，也有许多开心的事儿只在雨天才有。比如夏天暴雨如注的当顷，我们会冒雨出去，把奔流的溪水拦起来，用泥巴建一个“水坝”，还用瓦片做个闸门，水蓄积到一定时候提起闸来，看到一片“洪水”喷出老远，自是欢呼雀跃。但最热闹乃至可称为“狂欢”的并不是在夏季，因为夏日村里人常常都很忙，无暇顾及玩乐尤其是集会——而“狂欢”总是需要许多人聚集在一起才会有的。那么是什么时候呢？是寒冬或春初所谓“春寒料峭”的日子，田间农事已了，而天气已然或仍然寒冷，适合许多人聚集在一起取暖，欢乐地度过一天时光。 这样的聚会一般是在村里的某间宽敞的公屋里进行。我们那间公屋是叫作“大厅”的，一到下雨天，人们不自觉地走来闲谈，一开始或许只是几个妇女来此做针线，接着好热闹的孩子们来这里捉迷藏，追逐打闹，又有几个大人来寻孩子，便站下来袖手而观。于是人越聚越多，以致整个大厅里很快就挨挨挤挤，人群中不时爆发出响亮的笑声，从天井口直冲向云霄——布满雨云的天空。 这时候不知不觉形成这样的局面：许多大人站在一边“观场”，而人丛中随时空出一块地儿便做了“舞台”，孩子们登场展现种种身段和能耐。那便有点类似杂技表演了，有的做空中翻，咫尺之地，竟能原地接连翻出十几二十个跟斗，最后还能稳稳地站立；有的表演倒立，甚至倒着用手行走；有的把扁担、竹竿竖起来搁在鼻梁上，会长时间不倒不掉；有时几个人或一个人踢毽子，那自己扎的羽毛毽子漫天飞舞，让人眼花缭乱，却总是不会落地。偶尔还有人带来一支新做的竹哨，呜呜地吹起来，也不管别人是否在听，只顾展示自己的“才艺”；最不济的也想表演跳高或“飞檐走壁”，顺着根柱子爬到高处摸摸屋檐……总之是各尽其能，各施其技，以博得一声喝彩，一阵欢呼，而那些大人站在那里果然也看得兴致勃勃，频频点头，不时嬉笑，有时还加以指点议论。孩子们便玩得更来劲了……欢声笑语不断，仿佛正在欢度某个盛大的节日，仿佛是马戏团来到了村里。 想来也觉得奇怪，那时候日子过得那么穷困，许多人家“家徒四壁”，怎么还能玩得这么开心呢？其实也不难理解，那时都是合村而居，村里也没有什么人外出打工，都守在家里，逢到天阴雨湿，无处可去，如果再不出来串串门、聚聚会，怎么打发那无聊而苦闷的日子？这倒丰富了我们单调的童年生活，使我们的乡村记忆有了一抹亮色。 不知不觉，我们就长成大孩子了。当然不好意思再过分玩闹，不好意思总表演滑稽可笑的动作，但又还不够格跟大人站在一旁观望。我们成了边缘人，我们很有点无聊了，但没有法。忽然有一天，有一个大孩子招呼一声：我们换个地方玩吧！便从大厅里抽身出来，往村头上跑。越过村路，就是打谷场，跑进打谷场，斜插过去，就来到东头的几间队屋，这在冬天主要是生产队储藏农具的地方。哦，这是个好地方！ 门是简单地锁着的，或只是缠绕一段铁丝，我们很容易弄开就进去了。里面当然没有人，只有一屋子农具，这时，大孩子说：我们开年就要拿它们种地干活了！于是各个都不自觉地拿起农具操练起来。这个扶起一张犁，模拟着插入土地，推着向前；那个拖来禾桶，拿着掉了柄的大扫帚当稻穗在桶沿掼起来；又有人坐到“列车”（一种耘田的工具）上，想象自己由牛拉着，在水田上滚动；还有人摇起风车，扇出巨风，有人挥起木锨扬谷，而我则和几个年龄小些的孩子趴到大水车上，踩着脚踏，车起水来……这一切仿佛都从未做过，多有趣呀，队屋里也腾起了一阵阵欢声笑语…… 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狂欢，可是我们至多也就玩过两三次就不再玩了。因为我们毕竟长大了，属于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即将正式展开，生活的重担已经在等着我们去挑起，我们自觉不自觉地都要告别童年的一切。冬去春来，伙伴当中就有人再也不去上学了，他们跟从父辈到田野上学做农活，追随的也是与先辈一样的人生。事实上，当初在大厅上参加狂欢“派对”的时候，就有几个大孩子从热闹场上抽身出去，披上雨衣，戴上斗笠，消失在门外雨幕中，帮父辈放水、护苗去了。雨天的狂欢，童年的狂欢，是多么短暂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