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下午，我在街上游荡了很久，路过一家小电影院，见到在放不知第几轮的《盗梦空间》，就买了张票进去看。这片子曾经好评如潮，我却一直未得机会看。
影院里只有两三个人，几乎可以视作我的专场。两个多小时后影片看完，在下班的人群中独行，晚饭也没吃，回到家里倒头就睡。
这一觉睡到第三天上午，期间如梦如幻，也不知起来过否，也不知吃过饭否。两脚踏在地上，真实感慢慢从脚掌爬上来，蔓延到全身，却单单绕过了心脏。
然后我去了南京，坐在舒星妤对面，把一切告诉她。一边说着的时候，荒诞、可笑、恐惧、失落还有一些分辩不出的情绪倾泄而出，说完的时候，反倒轻松踏实了许多。
我以为舒星妤会惊讶得大叫，甚至大哭大笑也不奇怪。然而她一直静静地听着，没有说一句话。她安静得过了头，一直到我说完，还是维持着原来的样子，微微低着头，似乎完全在放空。
我等了几分钟，实在难熬，就告辞。她这才看了我一眼，那眼睛果然空空洞洞的。
回到上海，过了一段日子，生活的点点滴滴才把我从梦境的不确定感里拯救出来。舒星妤在十几天后出乎意料地与我联系，像个普通朋友那样，有时在线上说几句。她开始热衷于神秘主义，这对她来说是个巨大的转变，但也很自然。任何人在听了那个故事之后发生转变，都理所当然，何况舒星妤这个故事的当事人。
一切神秘事件都是有可能的，舒星妤有一次在屏幕上敲出这几行字。如果这是场梦，那什么离奇的事情都会发生的。
我应和着她，心里却有些担心。她是在用这种方式确认梦境吗？
2011年如期而至，元月里的一天，我接到舒星妤的电话，说她到了上海，参加一个有趣的聚会，问我有没有空一起聚聚。我就说好。
这个聚会，是舒星妤加入的一个小社团的聚会。社团名叫乱谈社，专门研究神秘主义。其实无所谓研究，也就是搭个能交换奇怪传说的小平台而已。
聚会地址在胶州路上，靠近静安寺，在幢由老洋房改成的酒店一楼酒吧里。没有专用停车厂，车得停在旁边的厂里。我停了车下来，见到角落里堆着断肢残臂，在夜色里散着荒凉的气息。这是个假肢厂。我心里突突跳了两下。
因为一些原因，我不想在这里说酒店的名字。这酒店有个小院子，有竹有树有灯光，装置得很有腔调。如果是夏天，会有许多人愿意坐在院落里的椅子上喝酒聊天，但现在是寒冬，风呼呼地吹，再美的射灯照出的也尽是寂廖。
我沿着青砖路快步走进大堂，上百个老皮箱头朝里排成一整堵墙，设计感扑面而来。但说实话我并不太喜欢，这里头的时光，太颠沛流离，且有一股子阴郁徘徊不去。
一拐就是酒吧，舒星妤和她的朋友们已经在等着我。舒星妤站起来向我招手，她裹了条斑斓的大围巾，打扮的像个捧着水晶球的女巫，同印象中的恬淡差异很大，昏暗的灯光下，有别样的魅力。
在座的其它人看上去都比舒星妤年轻些，她草草介绍，显然有几位她也不怎么熟悉。
聚会是有主题的，规则很简单，每人说一个故事。当然不是家长里短的故事，而是“那种”故事。
“我可不想听什么故事，我是说，别糊弄人啊，得是真事，自己碰到的，或者是朋友碰到的。”一个阴测测的声音从角落里传出来，那是个面容干瘪，身子瘦得像麻杆的女人，如果坐在外面院子里，怕是一阵寒风就吹走了。今天在坐的女人，就只有舒星妤和她两个。
在他旁边的男人笑笑，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说：“我先讲一个。”
桌上点着白蜡烛，后面墙上的装饰是几十个黑漆漆的锅，就是厨房里的炒锅，去掉了柄，固定在墙面上。我们坐得松散，没有谁和谁挨着，彼此都保留一段距离。事先已经请服务生调暗了这边的灯光，所以每个人都在阴影里，烛光在大家的衣服或脸上跳来跳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