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立刻明白，把我安插到这个病老头身边来帮忙，仅仅为了给他“逗乐”而已。所谓帮忙云云，也就是干这事。这自然使我感到屈辱，我差点没有立刻采取对抗措施，但是很快，这老怪物却对我产生了某种意料不到的影响，类似于某种怜悯感，因此第一个月行将结束时，我竟有点古怪地对他恋恋不舍了，至少我放弃了对他恶语顶撞的念头。话又说回来，其实，他当时还不到六十岁。这时出了一件大事。大约一年半以前，他忽然犯了一场病；当时他不知到什么地方去，半路上突然疯了，因而出了某种类似乱子的事，这事便在彼得堡传开了。在这种情况下，照例便立刻把他送到国外，但是，过了约莫五个月，他又突然回来了，已经完全康复，虽说也辞去了原来的职务。韦尔西洛夫严肃地（而且十分热烈地）要大家相信，他根本就没疯，充其量，不过是某种神经性的发作罢了。韦尔西洛夫这种慷慨激昂的态度，我立刻就注意到了。然而，我要指出的是，我自己也几乎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老人只是有时候显得有点过分浮躁，似乎与他的年龄不相称，据说他过去从来不曾这样。我又听说，过去他曾在某处当过什么顾问，有一回，他在交办给他的一件任务中还做得十分出色。我认识他已经整整一个月了，我怎么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的才干足以胜任顾问一职。有人发现（虽然我没有发现），在他发病之后，他身上出现了一种特别的想赶快续弦的倾向，而且在这一年半中，他似乎曾经不止一次地动过这念头。关于这点，上流社会的人似乎都知道，而且相关的人对此也很感兴趣。但是，因为这一企图并不符合公爵周围某些人的利益，因此老人便受到了各方面的监视。他家人口不多，他丧偶已经二十年，只有一个独生女儿，也就是现在每天都在等她从莫斯科来的那位寡居的将军夫人，她还很年轻，她那脾气，老人无疑很害怕。虽然他家人口不多，可是他却有数不清的各种各样的远房亲戚，主要是他亡妻那方面的亲戚，而且都很穷，穷得差点没有要饭；此外，他还有许多形形色色的干儿子和受过他恩惠的干女儿，他们也都等着从他的遗嘱里分得一杯羹，因此大家都帮着将军夫人监视这位老人。此外，他从年轻时候起就有一种怪癖（不过，我不知道这怪癖是否可笑）：专爱给穷姑娘们找婆家，然后备办嫁妆，把她们嫁出去。他帮穷姑娘们出嫁的事已经干了连续二十五年——这些姑娘既有他的远房亲戚，又有他妻子的姑表兄弟的什么继女，或者教女，甚至还帮过他的看门人嫁过女儿。当她们还是小姑娘的时候，他就先把她们接到自己家里来，请了家庭女教师和法国女教师来教育她们，然后把她们送到最好的学校里去上学，最后又置办好嫁妆再把她们嫁出去。他身边的这些事儿总是层出不穷，接二连三。不用说，这些干女儿嫁出去以后，又生下一大堆女孩，这些生下来的女孩又个个争先恐后地来做他的干孙女，他必须到处去给人家行洗礼，每逢他过命名日的时候，大家又全都来给他祝寿，这一切都使他非常开心。
我到他那里帮忙后，立刻发现，老人的脑海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痛苦想法——（而这点是无论如何不会看不出来的，）——他似乎觉得，上流社会的人开始有点异样地看待他，所有的人对他的态度开始与过去有点不一样了，似乎不再把他看成一个健康的人；这一想法，甚至在社交界最开心的聚会时，也在他的脑海里盘旋不去。老人变得多疑起来，他开始察颜观色，发觉所有人的目光都似乎有点异样。一想到人们依旧在怀疑他神经不正常，他就十分痛苦；甚至对我也常常以不信任的目光打量我。如果他认定，有人在散布关于他的这一流言或者证实此言非虚，那，这个似乎最无恶意的人，就可能成为他永久的敌人。正是这一情况，我要恳请诸位注意。现在我要补充一点的是，这从头一天起就决定了我决不能对他无礼和出言不逊；如果有时候我也偶尔有机会能够使他开心或者替他解闷的话，我甚至感到高兴；我不认为，我这样说，这样做，会对我的人格投下什么阴影。
他的大部分钱都放在外面，用于周转。已经是病后了，他参加了一家很大的股份公司，不过这家公司很可靠。虽然一应事务均由别人管理，他还是非常关心，经常出席股东大会，并当选为董事，参加董事会，发表长篇演说，提出反驳，吵吵嚷嚷，显然，他干得很开心，很痛快。他很喜欢发表演说：至少可以让别人看到他很有头脑，很有见解。一般说来，他非常喜欢哪怕在最不足为外人道的私生活中，在谈吐间，插入几句意义特别深刻的内容或者特别风趣的话；这，我太了解了。在他家楼下，设置了一个类似家庭账房的房间，由一名办事员处理各种事务，算账和记账，同时又兼作管家。此外，这位办事员还在某公署当差，本来有他一个人就完全足够了，可是按照公爵本人的要求，又增加了一个我，仿佛给这办事员帮忙似的；但是我又立刻被调到书房，因此，甚至为了做做样子，我也常常无事可做，我面前既没有公文，也没有账簿。